“三门县何家村多年不用杀虫剂和杀菌剂，水稻病虫害也不成灾，有一户打了药反而引起褐飞虱吃倒水稻。”起初，这只是个“传说”。

　　而今，这是一个从“传说”到“假说”、经过“验证过的假说”，到现在成为可操作可推广的“技术”过程。有幸的是，我见证且参与了这个过程。

缘起：找到理想样本

　　2009年8月，我和前辈昆虫学家程家安教授、省农业厅植保站蒋学辉研究员，在三门县农业局的邀请下，实地考察、调查了何家村稻丛中的害虫稻飞虱和天敌蜘蛛、瓢虫等等，初步印象是飞虱少之又少，天敌数量甚多。再观察周边生境，田埂斜坡面长且均覆盖植被，山坡更是植被丰富。了解到本地农户对农药负作用的认识远比其正作用强烈，我有些惊奇，这与其它地方的农民、农药销售人员的认识不同。我想，这与何家村农民学历普遍较高有一定关系。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里是一个可在小流域范围内进行生物多样性与生态服务功能研究、生态控制害虫的理想实践基地，对于生态工程治理水稻有害生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我们马上设计了实验方案和农户调查问卷并执行，根据几年来调查的稻飞虱和天敌的数据，采用种群生态学分析方法，确认蜘蛛类等捕食性天敌密度始终处于较高是稻飞虱低密度的主要因素；社会学调查结果的分析也表明何家村农户的生态学知识高于周边农户。

　　这些结果曾在学术会议上引起部分同行的质疑。如：“何家村稻田不在迁飞性害虫的迁飞带上，可能迁入量很少”、“只是一个村几百亩田，没有代表性”，等等，总之怀疑和不相信的居多。2010年，我们专门设计了不同海拔梯度的三个村庄，即在海拔300米何家村、山下的亭旁镇狮岭村以及海边围垦田的六敖平原，各设立了6至10块均不用药的系统观察圃，定时田间调查稻飞虱和天敌密度，出动了15人进行大规模调查，早出晚归，还用上了盘拍、扫网、黄盘、机动吸虫取样器等“十八般兵器”。

　　经鉴定，发现山上何家村在7月份稻飞虱迁入时期的密度比山下狮岭和海边六敖的都高，但接下来的两个世代后，何家村的稻飞虱密度显著低于狮岭和六敖，再详细分析发现蜘蛛密度最高的何家村稻飞虱种群从上一代到下一代的增长力最低，而六敖的正相反，后期褐飞虱密度最高，发现“何家村不仅处于稻飞虱的迁飞带上，而且迁入量最高。它的稻飞虱不成灾，是因为蜘蛛密度控制了稻飞虱的种群增长”。结果让我甚是兴奋。

应用：逐步向外推广

　　我们研究的成果并不是偶然。浙江省农科院吕仲贤与金华市植保站陈桂华两位研究员也在婺城区寺平等地进行系列实验。和何家村一样，寺平样本也证明：一般情况下只要采用“生态工程”技术，比如细心规划农田、配置适当的植被和蜜源植物，给天敌安好家，同时查看稻飞虱和天敌密度，再决定是否要用药，不达标就坚决不用药，按需谨慎地使用合适的农药，不仅可以有效控制有害生物，水稻产量也能稳产高产，生产的“生态稻米”的总收益则显著增加。

　　从更广义角度，我可以更大胆判断：与热带稻田有着丰富的节肢动物物种多样性一样，在亚热带的单季稻，也是可以通过减少农药使用甚至不用农药、生态调控、助增天敌等手段把水稻害虫控制在对水稻不会造成产量损失的水平。

　　在今年5月于三门召开的“国际水稻有害生物治理生态工程启动仪式暨学术研讨会”上，我们提出以“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生态工程”作为现阶段中国特色的水稻有害生物治理的生态工程的行动口号。我们正在并且将继续以实际事例证明在亚热带稻飞虱迁入地区，稻田生态系统的自然控制作用也是可以控制住稻飞虱等重大害虫的暴发为害的。

　　这就是我们力推“生态工程治虫，绿色植保要术”的理论基础和信心保证。要是没有一系列的田间试验，我哪敢把“生态工程治虫”从三门讲到杭州、讲到南京、北京，向农业部关键部门进言？讲到越南、泰国、澳洲、丹麦？胆敢向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建议用何家稻田照片做封面？

　　现在同行们关注的几个关键问题是：何家村样本在平原地区能否复制？这个生态控制能走多远？

　　在三门县，何家村的成功样本正向半山区和平原地区扩散，生态工程治虫的知识和操作技术以通过多种媒介传播到农户手中，今年将扩大到5000亩稻田。1万株可以诱杀水稻螟虫的香根草正安排种植在粮食功能区和示范区的机耕路两侧，蜜源植物业已安排种植；测报观察圃确定开查，科技密集投入正在进行之中。

　　浙江省植物保护局还启动了20多个绿色防控行动项目，分布在全省20多个粮食功能区或现代农业园区。

期盼：人虫和谐相处

　　何家村“先锋样本”验证了自然控制作用的重要性，证明了在亚热带地区稻田实施生态工程技术控制水稻有害生物的可行性和充分性，是提炼“生态工程治虫，绿色植保要术”技术要点的实证基础之一，也是一系列推广升级文宣的核心形象。

　　近年来，亚洲发展银行——国际水稻研究所（ADB－IRRI）项目一直致力于寻求解决稻飞虱暴发造成的水稻损失为目标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并由此催生了“水稻生态工程”国际合作项目。我们在国外有菲律宾维萨亚斯大学、澳大利亚查尔斯特大学等单位合作、国内有浙江农科院、植保局以及基层单位的紧密合作。将国内外从事水稻害虫生态工程技术的同仁们凝聚在一起，形成某种联合体，借“协同创新”思路，促进这项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为创造未来理想农田提供技术保障。

　　三年多不间断的研究，让我和我的团队对何家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也和当地的许多农户成了好朋友。

　　去年去何家村时，深受消费者欢迎的“生态稻米”经济效益十分显著，我觉得还得有个合适的“大名”才行。在向当地农业局干部了解到基地所在地位于湫水山脉，其最高峰为皇嬉梁，海拔882.4米，也是三门县的最高山峰，就初议以“皇嬉梁”来命名，但博士生小乔认为用其谐音“皇喜粮”应该更好，意为“皇帝喜欢的粮食”——“皇喜粮”为品牌去申报注册商标，并且专门设计了图形，“皇喜粮——三门何家生态米”的口号由此诞生。

　　农药滥用问题危及多少人的生命？如今已到必须考虑、实践改变治虫方式的时候了！有识之士甚至高呼“是到断手指以保全身之时”。生态工程的理论和技术正在用于水稻有害生物的治理，这一方法正在被实验区、辐射区的农户接受，将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在何家村，我描绘出心目中的“理想农田”状态：“花浪阵阵，蜂语蝶舞，天敌与害虫聚一堂；稻香清清，减药配肥，产量和效益共增长。”或许这副对联，能帮助我们在解决农药滥用问题上，找到些许答案。

　　（本报记者 陆遥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