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稻谷，500元；种苗木，1000元。这是一亩田，一年的流转价。

　　富春江南岸，坑坑洼洼的春永公路边，精明能干的萧山人，“虎视眈眈”地盯着杭州富阳渔山乡的3750亩粮田。而与萧山区最邻近的渔山乡墅溪村，大部分粮田已被苗木覆盖。

　　绿色的苗木，沿着江岸，自东向西，一点点走进渔山乡的粮田。

　　把田流转给谁，那是村民的自由，但选择的结果，却关乎一片粮田的命运。

　　“这样连片的稻田，再也不能少下去了啊。”渔山村82岁的村民朱根泉说，秋收时，渔山村的田畈里金黄一片，那景色，那稻香，实在太珍贵了。

庄稼汉的忧虑

　　6月5日，芒种，夏种之时。

　　周午福比平日早起半小时，跨上摩托车，驶往江边。“轰”，摩托车的马达声划破乡野的寂静。

　　富春江畔，石牛山前，1700亩翻耕好的粮田，正等候他的劳作。待江边太阳升起，庄稼汉们吃完早饭，这里就要忙碌起来。渔山乡最热闹的水稻播种季，即将拉开序幕。

　　“趁着芒种开工，讨个好彩头。希望今年再创高产新纪录。”这个晒得黝黑的庄稼汉，开始迷恋这种辛苦的农活，“到秋天割稻时，别提多开心了。”

　　周午福，渔山乡渔山村人，曾当了20多年的泥水工，如今是富阳市互利粮油专业合作社社长，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2006年至今，每到春耕备耕之时，他天天凌晨5时起床，5时半准时来到田头。

　　有人说，是这个勤劳的庄稼汉，让富春江边的千亩粮田，暂时得以安然。而午福说，他有种感觉，已不能轻易放下这些粮田。

　　听说袁隆平的杂交晚稻产量很高，2006年，周午福和几个同村伙伴一合计，在村里流转了50亩田，开始种起杂交晚稻。当年，最高亩产量达1200斤/亩，他喜出望外。

　　渔山乡种出高产水稻的消息，在富阳市传开了。人们突然惊讶地发现，富春江畔还有这么一块成片的粮田，实在太难得了。次年，在富阳市农业局和渔山乡党委、政府的引导下，周午福牵头成立了合作社。

　　无心插柳柳成荫。就这样，放下批灰刀、当回老农民的周午福，把渔山乡荒芜的粮田一点点集结了起来。2010年，合作社流转土地450亩，服务面积达1700亩，成为省级千亩粮食功能区和水稻高产示范基地。

　　然而，近三年来，午福隐约感觉到，他的千亩粮田不安全了。就在合作社事业蓬勃发展之时，相邻的萧山义桥镇、戴村镇，开始大面积种植苗木。与萧山区紧邻的渔山乡墅溪村，大部分田地已被绿色的苗木所覆盖。

　　午福时常接到电话，或有不速之客来访。“如果不是因为渔山乡的大部分粮田都进了合作社，也许真的很难保住了。”他常常感慨自己的有心无力，“种稻谷，效益差，流转价是500元/亩；种苗木，效益高，流转价超过1000元/亩。流转给谁，这是村民的自由。”

表兄俩因田“结怨”

　　施建忠还在生闷气，不太想搭理表兄周午福。尽管他知道，这件事不能怪罪午福，但毕竟白干了很多活，损失了三四万元本钱。

　　渔山乡共有四个行政村，渔山村、五岭村、大葛村和紧贴杭州萧山区的墅溪村。乡里虽有两大片田地，但人均耕地面积很少。改革开放后，不少村民做起了小五金和小家具。

　　8年前，相邻的萧山义桥镇、戴村镇，有人开始种植苗木。渔山村的施建忠琢磨，不如学习萧山人，流转土地种植苗木。于是，在村口，他承包了10亩田地，种上了香樟苗，成为渔山村第一个种苗木的本地人。

　　周午福种稻谷，施建忠种苗木，原本相安无事，但今年年初发生的一件事，让表兄俩之间多了点尴尬。

　　10亩的香樟树已经长成，能卖出好价钱了。于是，施建忠在10亩香樟地旁，又流转10余亩田，种上了新品种苗木。而其中2.5亩田，原是合作社的流转地。因为合同到期，村民就流转给了施建忠，流转价1000元/亩，比合作社整整多了一倍。

　　少了2.5亩地，无关合作社收益大碍，但午福还是很担忧。得知情况的原渔山乡副乡长倪柏群，和午福一起多次上门做施建忠的工作：“建忠，这里是省级千亩粮食功能区，好不容易保下来的，不能随便流转土地种苗木啊。”

　　见施建忠有些抵触情绪，倪柏群语重心长地分析道：对渔山村村民而言，那些闲置的少量土地并不值钱，在附近工业园区上班或做些小生意，收益远在种田之外。但施建忠带头开始大面积流转土地种苗木，就等于打破了千亩粮食功能区的“红线”。“本村人会跟着种苗木，而萧山花木老板也很快会找上门。”

　　施建忠是识大体的人，加上这么多年来，表兄午福的辛苦他都看在眼里，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一是把10亩成熟的香樟树卖掉；二是明年插秧前，把新种的10余亩新苗木也想办法处理掉。当然，他为此损失了三四万元本钱和一季辛劳。

　　10亩土地还给村民后，村民就直接把土地扔给了合作社。一来二去，合作社今年的粮田面积反而增加了。不过，这块田可不省心。这几日，午福和社员整日忙碌在田里，把香樟树根分拣出来。田埂上，香樟树根堆积成了一座小山。

　　“这块田，今年不会有收益了。但好歹多了几亩田，是好事。”午福有点乐，但他更希望建忠的气早点消掉。

留恋渔山最美景

　　畈，是指连片的田地。在浙江山区，很少有称得上畈的田地，但渔山乡就有两块，一块在渔山村，一块在墅溪村。

　　朱根泉，82岁，土生土长的渔山村人，种了50年田，历经了土改、搞集体、分田到户、土地流转等种种变迁，也曾是三元村（如今已并入渔山行政村）的第一任书记。即便如今已不种田，但在他眼里，粮田比什么都珍贵。

　　耕者有其田，以安身立命，凝聚着两千多年来中国农民的热望。而今，中国农民对土地和耕耘的热情，却大不如从前。很多粮田，更是被城市化的浪潮吞没。这让朱根泉老人觉得很失落：“中国有那么多老百姓要吃饭，粮田怎么能再少下去呢？”

　　老人觉得，春种秋收时节，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在田间劳作的景象，是渔山最美的风景。江风拂过，能清晰地听见稻穗“悉悉索索”摩擦的声音。稻花随风飘洒，把秋收的希望，带给了渔山人。他希望周午福能经营好合作社，把这片稻花香延续下去。

　　同样是老书记，许永林却没有这种情结。

　　许永林是墅溪村的老书记。从1988年当村委会主任至今，他在村里已经当了24年的“领头雁”。在他的带领下，墅溪村新农村建设蒸蒸日上，成了富阳市的精品示范村。

　　也许是被改革开放的春风所浸润，许永林虽是老书记，但思路活跃，精明能干，对土地也很有自己的见解和把握。在他看来，种苗木效益更高，何乐而不为呢。

　　事实上，墅溪村已有约1000亩粮田，变成了苗木地，或是萧山人来流转，或是本村人自发种植。而另外600亩，则在渔山乡党委、政府的促动下，入了周午福的粮油合作社。

　　“要么等合同到期，还是把这600亩拿回来吧。毕竟种苗木效益高，更利于农民增收。”许永林盘算着。

米价怎样胜苗木

　　上月的某日，早上忙完田间地头的活后，午福开着摩托车，来到渔山乡政府办公楼，径直走进了党委书记方德玉的办公室。袖子、裤管上沾满了泥巴，没来得及回家换一身衣裳。好在方书记也不介意，随即递了一根烟给他：“午福，坐下来再说。”

　　的确，他们有重要的事要商量，而这，关乎1700亩粮田的未来。

　　东临萧山区，北濒富春江，与西湖区袁浦、周浦隔江对望，在地理位置上，渔山乡是富阳市最靠近杭州城区的乡镇。但在经济实力上，渔山乡却又排在了富阳市21个乡镇的末五位，与紧邻的萧山区义桥镇相差甚远。

　　“凡事都有两面性。经济相对落后，这片粮田才能保存至今啊。”渔山乡党委书记方德玉的话语里，既有无奈，又有庆幸。不过，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逼向了他。

　　在工业经济发达的浙江，并不是很多人会把目光放在农业上。但方德玉却想迎难而上，把农业这篇文章做深做透：“出于生态环境保护需要，渔山不能大规模发展工业。打休闲生态牌，或许是条出路。”

　　为此，从渔山乡副乡长到党委委员、到乡长、再到党委书记的八年，方德玉描画了一幅蓝图：建成高产粮食、高山油茶、高山茶叶、山核桃、猕猴桃五大基地，打响“休闲生态之乡”品牌。2011年，渔山乡还打通了一条长达23公里的休闲林道，串起了五大基地和渔山的大部分自然人文景观，盘活了1.2万亩高山土地。

　　但如今，频频创造高产纪录的省级千亩粮食功能区，在苗木的冲击下已是危机四伏。“也许，只有提高种粮收益，继而提高土地流转价，才能保住这方粮田。”方德玉说，表面上看，这是稻米与苗木的竞争，深层次想，它却考量着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

　　一件事触动了方德玉。去年冬季，富阳市有关部门组织种粮大户在银泰玉长城商业广场摆摊，现场售粮。周午福和社员带去的2000斤“渔穗”牌无公害大米，出价3.5元/斤，旋即被市民“抢”走。而这些大米卖给国家粮仓，加上各级补贴，也只有2.3元/斤。

　　“如今城里人很看重食品安全，而大米又是老百姓的主食，渔山乡离杭州市区又这么近，如果城里人愿意来这里买粮，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方德玉突然觉得眼前一亮，他想，突破口应该在这里。于是，他想约周午福好好谈一谈。

　　这场“稻香保卫战”的结局，会不会宛若乡间的歌谣，让人回到最初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