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以降，浩如星海的文士、大家便于浙江这方依山傍水的丰饶之地上探索着个人与家国的终极命运，甚或是宇宙和人伦间的循环之道。也是浙江，让朱买臣、王充、王阳明、刘伯温、袁枚、李渔……这些闪耀着思想和艺术之光的名字，在亘古不朽的历史上留下了《论衡》、《两浙輶轩录》等文化典籍，不可计数，璀璨至今。

　　可叹的是，这些留存至今的善本正面临着虫蛀、风化的危险，也并没有得到系统的编撰整理。于是，浙江出版人有了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那就是对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进行重新挖掘和整理。

　　如今，这套名为“浙江文丛”的文化典籍丛书已经成功迎来第100册成员，并将在今年底达到200册，于“十二五”期间完成500册的总量。作为迄今为止浙江出版史上规模最大的出版工程，同时也是浙江历代文献经典的第一次全面整理出版，“浙江文丛”的出版故事注定精彩。

　　浙江古籍出版社的编辑陈珍珍说起刚刚在宁夏召开的全国书博会上的场景，脸上挂着笑。

　　“一个上午有好多人到我们展位上，都是来看‘浙江文丛’的。”“好书！”翻阅一遍后又复叹：“专业！”这便是当时几位外省专业出版人和资深读者对“浙江文丛”的评价。

　　望着那架上数排整齐的文丛，轻抚着墨绿的布料封面，再细看书脊上良渚玉琮神徽形象的标识，别有一番古韵。封面疏朗大气再辅以浙江文化的韵味，读者心生好感，并不奇怪。

　　2009年的冬天，对于时任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现任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的胡小罕来说意义非同寻常。“我当时一直在思考一件事，那就是在湖南、山东、河南等9个地方相继出版《湖湘文库》《齐鲁文化经典文库》《中原文化大典》等文化典籍丛书后，浙江能不能也出版这样一套丛书？”胡小罕的团队素来有古籍情怀。他认为，浙江的文化在中华文脉中有其独特的地位，而当今的浙江典籍整理工作明显和浙江的文化地位不相符。

　　“浙江曾出版过很多典籍，但是都分散在不同的出版社，而且每种典籍的开本和点校水平参差不齐，没有统一性，不便于后人整理和学习。”越想，胡小罕越觉得责任在肩。于是，他连夜向浙江出版集团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集团总裁童健听闻后极为赞成，随即下定决心：“即使没有任何外部资源和力量，集团也会鼎力去做这套丛书”。

　　短短一句话，无疑给了胡小罕一剂强心针。他又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其他省的文库都是交给不同的出版社在做，浙江这套未来的文丛能否由古籍社一家独担呢？为此，那年冬天胡小罕都在办公室中埋头做方案。但是“做书如同造房子，只有先建造一个样板房，才能卖房子。”他觉得与其做出一摞厚厚的方案再行出版，还不如先打造一套《楼钥集》展示下实力。

　　说干就干。在紧接着的3个月时间里，他收集、购买了许多典籍进行研究。新的丛书里，每一页纸该放多少文字？每一个字要多大？天头地脚该留多少空间？这些细节问题都被一一放在了桌面上。

　　“新丛书要有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品质，这种品质体现在每一分册及细节里。”胡小罕曾经做过一项市场调查，对于大部头的丛书，近80%的读者更多是对其中的分册感兴趣。细节也是抓住读者注意力的决定性因素。

　　于是，“编辑们不断地做着各种设计，那段时间可以说是没日没夜。”在决定封面颜色的时候，他还特地上谷歌地图以观察浙江全省的颜色，“那是一种龙泉青瓷的梅子青，富春江的水色。”他在仔细对比后发现，与其它典籍满满当当一页文字相比，新丛书还是留出大块的天头地脚为好，“有些读者喜欢在书里作批，这样才能和古人的思想有交锋。”

　　取百家之长的“浙江文丛”，最终定下了“雅”的风格。2010年12月份，《楼钥集》、《王阳明全集》等19本分册终于走入印刷厂，“浙江文丛”迎来了首批成员。

　　“防污封面、8000元一吨的特殊纸张、版权转让费、众多点校专家的参与，注定了‘浙江文丛’的生产成本不便宜。”2011年，现任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的杨林海接过了这一艰巨任务的接力棒。

　　所幸的是，“浙江文丛”以其总规模800册以上的10年规划和优质的编撰质量，赢得了省委宣传部的肯定。同年8月，“浙江文丛”通过立项，得到了省财政每年专项拨付500万元的资助资金，共计2500万元。“浙江文丛”正式成为浙江省建设文化强省的一项标志性工程。

　　从此，“浙江文丛”的编辑们干劲更足了，编撰进程也逐渐加快。“在出完19册后，我们手上还有一份600多位名家的名单，哪些要马上整理出版，哪些要删掉不用，只有集思广益。”杨林海回忆道，在2011年12月24日召开的第一次“浙江文丛”学术委员会会议上，全国高校古委会主任、北京大学安平秋，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浙江大学张涌泉等数位教授就分别提出了“建议收录书目断代在1911年”、“丛书门类应该分为大家全集、名家专集、地方文献”等意见。

　　“根据专家意见，我们删除了将近100人，名单现在只有500多个了。”对于同一年代哪位名家排列在前，这一问题也困扰过杨林海和他的编辑们，“最后商定丛书的排列还是按照出版次序来。”

　　众多在典籍文献整理界颇有名望的专家的参与，前后两次学术委员会会议，数次和学者、专家的沟通，“浙江文丛”的出版之路愈发明朗。此时，童健又提出了新的操作办法。“不是古籍社一家在做‘浙江文丛’，集团的所有出版社、发行、印刷都将跟进配合。”为此，集团提出了“组织点校整理一批、历史典籍影印一批、已有成果纳入一批、社会出版资源引进一批”的出版方针，这让杨林海兴奋不已。

　　浙江教育出版社将《陆游全集》《王国维全集》的版权转让给了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也出让了8册《武林坊巷志》版权，在短时间内，浙江古籍出版社就得到了集团内各出版社的古籍文献版权。出版进程大大压缩。

　　与此同时，杨林海还和岳麓书社、天津古籍社、中华书局、巴蜀书社等谈妥了古籍文献版权转让事宜。“他们一听都说这是好事，天津古籍社立刻就把3册《黄溍全集》转到社里了。”

　　今年3月，《王冕集》《罪惟录》等20多种丛书正式面市，“浙江文丛”总数迎来井喷的第二阶段，达到86册。

　　“第100册已经准备印刷了，读者可以在6月底看到他们。”虽说“浙江文丛”已经完成了五分之一，但杨林海的担子丝毫没有减轻。

　　“仔细、仔细、再仔细”这是他时常挂在嘴边对编辑们说的话。为了让编辑们安心工作，浙江古籍出版社特地在出版大厦的顶层新开辟了一间双层办公室。一楼为古籍资料收藏部，二楼则是编辑们办公的地方。命名为“浙江文丛”编辑中心。

　　“‘浙江文丛’是一套开放式的丛书，所以建立一支能打硬仗的编辑队伍很关键。”出版社前后3次招聘编辑，每一次都是拿着一页原典让考生点校，杨林海说，“这特别考验古文功底，能进来的编辑都可以担当编撰‘浙江文丛’的大任。”

　　这支团队如今已有10人。但在浙江古籍出版社副总编钱之江眼里，人手还是不够。“我平均一周能审完一种，几乎每天都要从上班看到凌晨。”他说，这样的审稿速度对于丛书出版进度而言仍旧有些拖后，“只有聘请外部的专家，毕竟我们不可能熟悉所有的古籍文献，随着新典籍的加入，审读难度会更大。”

　　加快人才培养的速度，多方寻觅外部力量，这是古籍社在未来完成“浙江文丛”的保障之一。而提升编辑对于古籍文献的全局把握能力则是重中之重。“古籍社曾经出过《宋濂全集》，结果在台湾图书馆发现了他的诗集，日本方面也发现了宋濂的其它作品，为了完整性，这套全集就一直压着没出。”在浙江古文献典籍四处散佚的今天，杨林海特别希望编辑们能多几双慧眼。

　　与其它省份出版的文库相比，“浙江文丛”最大的特点就是收录的点校作品比率特别高。不过，这并不意味丛书没有影印的作品。比如在浙江图书馆内，就有8000多部的藏书，而宁波天一阁也有5000多部。“我们已经影印了浙江图书馆收藏的10册《咸淳临安志》善本，接下来要去天一阁看看，还要在地方上仔细寻找。”

　　当下的“浙江文丛”给了读者惊喜。在当当网上，定价为195元的平装本《王阳明全集》已经售出5000余套，精装本销量亦不俗。就在最近，温州文成举办了刘基学术研讨会，古籍社专程送去《刘伯温集》作为展示。而“浙江文丛”全省新华书店营销方案也即将出炉。围绕着丛书，古籍社一直紧紧跟随着市场的脚步。

　　在杨林海的案头，摆放着一份至2014年的“浙江文丛”出版计划。“一切都要做在前头，未来几年的点校稿件都已经约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