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剑明

　　有些大师之所以被人铭记心头，既在于其大成就，更在于其大胸襟。他们能吃苦、能吃亏，面对别人的批评，还很能“吃”话。

　　川剧表演艺术家周慕莲，上世纪20年代就已成名。有一次随老师康芷林在成都演出《离燕哀》，周扮小旦王琼奴，康扮小生徐苕郎。演到《葬夫》一场，唱词很是哀怨凄厉，康芷林的化妆也独出心裁：他用黄纸蘸油，贴在脸上；眼窝漆黑，深陷下去，眼珠子暴露在外；全身青一块紫一块黄一块。王琼奴一见徐苕郎被毒打身亡后这惨不忍睹的样子，便伏尸边唱边哭。一时情绪失控，越哭越投入，越哭越伤心，哭成了一个泪人儿，把戏装的前襟打湿了一大片。

　　卸装后，一位老“箱管”（戏服管理员）对他说：“周师兄，王琼奴把你害苦了！她是血模糊，乱沾衣；师兄你是泪模糊，湿衣襟了。幸儿你今天的粉底子打得薄，不然就开了花脸啰！”

　　周慕莲听出这话里有话，但一时想不出所以然来，便去向康芷林老师请教。康说：“你今天确实哭得太凶了，把戏演过了。演员不能就事演事，而应该就事演戏，你哭，也要哭在戏中嘛！平常人哭出来的是泪，演员哭出来的应该是戏。”周慕莲听了恍然大悟，惭愧不已。向康老师致谢后，又赶忙去找老箱管鞠躬道谢。

　　抗战时期，国画大师徐悲鸿住在重庆，并在市区专门租赁了一间画室。当时，著名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商承祚也住在重庆，休息天常到徐的画室造访、聚谈。

　　徐悲鸿学贯中西，油画、国画，山水、花鸟、人物各擅胜场。作画前，总是先将四川夹江纸裁上厚厚的一叠，然后纵笔泼墨。他画画速度极快，三数小时，便积画盈床。有一天，商承祚从徐悲鸿的画中选出四张，说：“我对你的画提些意见。”徐云：“欢迎，竭诚欢迎！”

　　商先展其奔马画，评曰：“三条腿的马。”次展其猫画，其猫坐案沿，回首垂尾，尾巴又大又长，评曰：“狐狸尾巴猫。”再展其仕女画，其女脖子又细又长，评曰：“吊死鬼美人。”又展其竹画，其竹似蔗，评曰：“甘蔗竹子。”徐听一次便笑一次。最后，二人相视大笑，笑不可抑……徐曰：“我到重庆以来，听到的都是一片赞扬声，未闻批评意见，更未闻尖锐的批评意见。今日君有话直言，提出这样好的尖锐的批评，得益匪浅，此诚为知友也！”稍停，又笑曰：“今日中午，我请你下馆子！”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请来大作家茅盾，希望他能写一部反映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电影剧本，并说上海已破获了几个反革命集团大案，建议他先到上海去看看材料。茅盾欣然从命，赶往上海。回到北京后，他很快就写出了一部电影剧本。向文化部电影局征求意见时，听到了不少批评声，认为剧本写得过于小说化，容量太大，对话也太多，如果要拍成电影，至少需分拍为上、中、下三集……茅盾把稿子拿了回来，重新审阅后，认为大家的批评很是在理，但要修改好已很困难。于是擦了根火柴，把稿子一把火给烧了。就这样，这位当代文学巨匠生平唯一的电影剧本，一个字也没有留下来……

　　能“吃”话的大师，面对别人的批评，不管来自权威显贵，还是无名之辈；也不管委婉似和风细雨，还是尖厉如风刀霜剑，都能欣然接受，闻过则改，并对批评者心存感激。

　　世纪之交，人心浮躁。想当“大师”的越来越多，“大师”的繁殖速度比细菌还快。某些“大师”被人抬着、哄着，已是神魂颠倒。稍有拂耳之言，便勃然大怒、睚眦必报。有的还法律意识过强，动辄给人套上个“诽谤罪”、“侵犯名誉罪”，嚷嚷着要打官司。与那些能“吃”话的大师相比，实在显得德行浅薄、境界促狭。

　　“大师乃身后之名”。越是“大师”辈出的年代，越让人怀念早先的那些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