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旭初和郭红东，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的两位教授，农民专业合作社领域的权威专家。这两天，正在忙着准备一本新书。

　　这本书的主题，是关于两年前他们启动的一次调查。他们选了300多个学生，到全国各个农民专业合作社，跟那些社长和社员们聊天。两年，700多天，他们走访了全国近600家合作社，其中浙江范围内就有82个，关于这次调查的合集即将出版。

　　这部“田野调查”的文本，记录了当下浙江农民一次最生动的实践，也是一场关于中国合作社现状和发展的深入问答。

一次田野调查

　　“自愿与开放、平等的投票权、经济参与……”

　　5年前，刚刚接触“农民专业合作社”研究领域的邵科,在笔记本的第一页记下国际通行的“合作社原则”，这起源于19世纪英国“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28名纺织工人，经营生活用品，每股1英镑，每人入股，股份不限，每人一票，按交易量返还盈利。

　　如今，邵科已是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的博士生，正在准备论文答辩。笔记本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但写字台上堆满了他在浙江搜集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案例——温岭的西瓜、临安的肉羊、金华的粮油……“风起云涌，五彩纷呈，难以用一种模式来概括。”邵科这样描述。

　　在学者们的眼里，浙江有合作社的一方大天地，这为研究提供了极好的样本：早在上世纪20年代，浙江省就已经开始发展合作社，并且颁布了《浙江省农村信用合作社暂行条例》，成为当时全国合作社运动的先锋模范区之一；上世纪80年代，浙江又成为我国新一轮合作社发展的前沿阵地，全省第一家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临海市茶叶协会于1980年发起成立；改革开放至今，浙江有27个方面的改革走在全国前列，2005年“率先出台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被列为第一项。

　　不过，徐旭初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近年来，几乎所有大陆地区的省区都来浙江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参观、考察、学习，看完后，基本都讲了三句话，第一句是：“真不错！”第二句是：“学不来！”第三句是：“这是合作社吗？”

　　的确，当西方的经典理论与中国土地相遇时，许多概念需要被重新演绎。学院的教授们决定带领学生，用“田野调查”的方式，探访浙江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用文本记录当下浙江农民最生动的实践。

　　好的合作社应该是什么样？同学们出发前，都发出过这样的疑问，他们都想到找一个“标准样本”。邵科也是“访谈队”的队员，在他眼里，“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跳出了冗长的学术研究，变得鲜活起来。

　　用个人化的描述代替冰冷的数字、用感性的访谈手记代替理性分析。“深切地感悟到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真实脉动。”作为带队的教授之一、多年研究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学者专家，徐旭初翻阅着案例集，喜不自胜。

一种竞争范式

合作社说到底是人的联合

　　“合作社说到底就是人的联合，就是大家商量着解决问题。”在郭红东看来，“商量”就是以一种民主的方式，比如一人一票进行表决，而“解决问题”就是解决“卖难”、减少中间环节，并在农产品销售、农资采购等方面接受培训、提高议价能力。

　　不过，郭红东觉得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浙江，合作社更像一个企业，以利润为导向，单打独斗的农户“抱”成了一团，直接面向市场进行营销。“好的合作社为普通农户进入市场降低门槛，并为他们赚钱。”学生们回来后，在七嘴八舌的讨论中也得出了这样结论。

　　但是同时，他们也谈到一些困惑。

　　田里静在台州一家西瓜专业合作社做访谈，沈社长的实干精神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人从村里出名的“贩销大户”，到联合22名种植户成立专业合作社，到在全省率先采用西瓜嫁接苗技术，到为合作社的西瓜注册商标，再到去杭州、上海、武汉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建立销售网点。田里静把合作社增收的一大原因，归结为“能人效应”——由一个带头人拍板各项决定。不过，这与她以前学到的“重大事项由社员积极参与制定政策和作出决定”看似矛盾。

　　陈璐、周云龙、何静三人到湖州长兴县进行调查，发现紧挨着的三个村子各自发展了蔬菜、葡萄、稻米三种完全不同的产业，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品牌，都是“省示范性合作社”。这让他们疑惑：一个村只种植一种农产品，是否为大规模的联合带来困难？

　　在同学们的报告中，像沈社长这样的乡村“能人”还有不少，像长兴县这样的情况也有很多。但是，在他们的老师徐旭初和郭红东看来，这些不仅是浙江农民合作社蓬勃发展的动力，也是独一无二的特点。

　　据浙江省农业厅的数据，到2011年底，全省合作社数量已近2.6万家，年均增幅达57.7%，入社成员91.2万人，带动非成员402.8万户，合作社资产总额为197.3亿元，年均增幅为37.6%。这些数字背后，缘于以一定基础的优势产业和特色产品为依托，带动更多的农民调整结构，用特色和档次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同时，乡村“能人”功不可没——在民营经济和专业市场发展程度较高的浙江，他们是具有市场经济意识的现代农民，懂市场、善经营、会管理，在他们的带领下，周围的农民开始形成市场意识、合作意识、品牌意识，逐步转为“职业农民”。

　　“浙江的合作社多数都是由农民自发组建。相关的政府机关和科研机构，主要起指导、服务和管理的职能。”徐旭初说：“它是一种民间自主运转和政府恰当推动的有机结合，既强调规范，又强调竞争。”

一个未来方向

要像企业一样推陈出新适者生存

　　“河北省有一个很小的合作社只有六户，三户老中农坚决不想再干下去，结果让他们走了；三户贫农则表示无论如何要继续干下去，结果让他们留下，社的组织也保存了。其实，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一切个体经营的农民，终归是要走这三户贫农所坚决地选择了的道路的。”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报告中这样说道。

　　在计划经济时代，以人民公社的方式完成从农村和农民身上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的任务，这是一个政治家的理想。60多年过去了，农民自发组成专业合作社，这一经济组织在社员加入、财产制度、分配制度、组织形式上与上世纪的人民公社走了一条全然不同的路，而它表示的方向，就是未来中国农村的方向。

　　一直以来，农民始终无法回避三个风险：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而合作社的价值就在于通过把农民组织起来，就像是一条大船，面对风高浪急的市场经济大潮，大家同舟共济，在一定程度上规避风险。

　　上周，在嘉兴举行的一场主题为“农业合作社的国际趋势与中国实践”的研讨会上，一组最新数据证明了合作社对农民的吸引力：截至2012年一季度末，全国注册登记的合作社已有近55万家，入社成员超过4300万人（户），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7.2%。

　　不过，新的合作社如雨后春笋，也有一小部分合作社（甚至原先是各级别示范合作社）从全国合作社的花名册上悄悄地消失。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博士生高钰玲曾在丽水对三家合作社做了调研，发现同一个地方，三个前后成立的合作社生存状态大不相同。长期研究浙江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学者也同时指出，合作社目前存在低、小、散、弱的状态，比如业务模式大多以简单生产－收购－销售为主的低水平循环、组织机构不健全、与成员的利益关系不紧密等问题。

　　“农民是最晓得自己想干什么的，不合适了就马上会另想途径。”高钰玲说， 好在合作社也像企业一样，有推陈出新、适者生存、兼并联合的法则，“在市场的风浪中，有适当引导和规范，就能勇敢地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