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春泉经常会觉得自己又坐上了火车。窗外，城市疾驰而过，风景慢慢荒凉，直至绵延的山丘占满整个画面。

　　晚上8时上车，第3天的清晨6时下车。33个小时、1400公里之外的地理坐标另一端，是大巴山深处的四川广元。

　　这是一位海宁市教育局基建办的普通职工，曾经两次走过的旅程。2002年和2003年，作为海宁市双山实验学校的数学老师，他两次来到大巴山深处的四川广元剑阁县支教。

　　2011年6月的一次例行体检，他被查出罹患癌症。出院后，他对家人说：“我想再回剑阁看一看。”

　　再去一次剑阁。这是左春泉藏了10年的愿望。这些年来，支教学校的点滴变化，他一直通过当地师生的书信、电话了解。可第一次在那里看到的景象，依旧时刻浮现在他的眼前：砖结构的校舍没有粉刷，低矮、黑暗；教室里挤满油漆掉得差不多的木课桌，要容纳近100人的课堂，放不下老师的讲桌；操场是用黄泥修的，坑坑洼洼不说，一刮风尘土飞扬……

　　那一年，左春泉已经47岁了，超过了支教45周岁的年龄上限。他几次到教育局争取，才得到了这个名额。“大家都说西部苦，可只有自己来到这个地方，才知道到底有多苦。我真是来对了。”左春泉说，在到达学校的那一刻，他就下定决心，不能白来这一趟。

　　示范课、观摩课，听课、评课，专题讲座……每一天，左春泉的行程都安排得满满当当。除了在支教的小学上课，他还不定期到片区其他中小学校上课、做讲座；那段时间，他每天早上6时起床，晚上至少11时睡觉，跑遍了当地所有学校，给当地几乎所有的老师都上了课。

　　第一次支教，左春泉瘦了整整5公斤，还带回来一双老花眼和一份病情加重的十二指胃溃疡诊断书。妻子赵玉英心疼他，他却满不在乎地说，“看到西部同行办学这么艰苦，西部孩子求学这么艰难，我很想为他们做点事情，这点辛苦不算什么，有机会我还要去。”

　　机会很快就来了。

　　第二年，他再次报名出发，来到广元鹤龄小学。这是一所条件更艰苦的学校，每到吃饭时，孩子们都端着铝制饭盒，里三层外三层围着一个水龙头接水。

　　一个雨天，饭堂的地面被踩得泥泞不堪。一个小男孩不知是被挤倒了，还是自己不小心滑倒了，瘫坐在泥水中大哭。左春泉过去扶起他，起身时自己也已泪流满面。

　　“我一定要为孩子们做点什么。”一个念头开始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为学校建餐厅。

　　回到海宁，左春泉偷偷跑到银行汇了10万元。当时，他的月收入是3000元，妻子在海橡集团打工，儿子刚从部队转业，家庭条件很一般。“说实话，我本来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刚好老家拆迁的补偿款到了，我就把钱垫出去了。”这件事，左春泉一直没和家人说，他们也一直以为补偿款都被用来装修新家了。

　　“一个人的幸福，不在于你得到了多少，而在于你付出了多少。”左春泉总是这么和身边的人说，也总是身体力行地做。

　　两次支教生活，他都是掏光了身上所有的积蓄回来的：“看到这些孩子，忍不住要帮他们。”2003年秋天，他更是将自己在广元资助的学生赵冰心接到了海宁。

　　“当时，我的父亲过世了，母亲想要我退学打工养家，左老师知道情况之后，立马把我接到了海宁。”9年之后，师范毕业的赵冰心已经成为学校的小赵老师，回忆起当时的这一幕，她依然泪光闪烁，“一点不夸张地说，左老师改变了我的人生。”

　　可让赵冰心没想到的是，当她在工作的第一天接通恩师的电话，得到的却是左老师患病的消息。她呆得说不出话，还是电话那头的左老师安慰她：“我没事，我还要给学校装一批电子设备，只要身体允许，我一定还会再去一次剑阁。”

　　再去一次剑阁。这一定是左春泉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实现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