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幅关于温暖的“连环画”：一位农民陆续收养11名弃婴，为了照顾他们，自己操劳过度无钱医治腰椎病；一位市民见一对母女被前方的车卷在下面，他放弃躲避，毫不犹豫用自己的车死死抵住快速倒来的肇事车；一位务工者每天骑车50分钟回家义无反顾照看一位迷路老人，直至11天后联系到其家人……

　　稍加摭拾，媒体上类似的新闻每天有很多很多，就在你我身边。事都不大，却如一缕阳光，似一握真情。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因了陌生人之间一种同情、善良、信任与尊重，社会良心一张连一张地挺立。当人们说“又开始相信这个世界了”的时候，当媒体各种赞美之词溢于楮墨的时候，换一个维度来打量或许别有一番价值：我们该如何牵手“陌生人社会”？

　　社会学家认为，陌生人社会的必要条件包括：经济规模日益增大，社会流动性增强，人们与陌生人交往增多，社会公共服务增加。由此断之，我们正站在这一社会的“门槛”上，无论愿意与否，既要面对，还要迈入。

　　西方学者梅茵曾提出一个公式：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在“从身份到契约”这一点上基本是一致的。观照近现代以前之中国，“身份意识”相对发达，除传统“五伦”之外，同族、同姓、同乡、同窗以及门生故旧等都是重要的社会关系。人们做事情，首先想到的是亲戚、朋友、同事等熟人。它们公开或隐蔽地、合法或非法地支配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当代社会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系统，身份关系的不合理性日益突出，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社会生活的多样，亟待附丽于以法律为最基本调节模式的“契约意识”。

　　如果人们将某种情境定义为真实的，那么这种情境就会造成真实的影响。这就是社会学中著名的“托马斯定理”。显然，陌生人社会正在各个层面上影响着现实生活。从熟人社会过渡到陌生人社会，站在社会成员的视角，完成某种意义上“从身份到契约”的角色过渡，其必备的观念至少有这么几条：理性认知、信任目光、个体尊严、法律意识。

　　理性认知是前提。在陌生人社会中，人们的关系并非想象中那样冷漠、无情。也许，我们无法判断别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但自己可以做一个好人，绝大多数人也正是这么做的。上述新闻中农民、路人和外来务工者都是我们中的一员，正因为陌生，他们的故事更让我们感到温暖、满足与幸福。熟人社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熟人并不能给予一个人进行社会互动的全部。事实上，整个社会的运行恰恰是建立在陌生人之间：我们的安全，是陌生的警察给的；我们的孩子，是陌生的老师教的；我们的房子，是陌生的工人建的；我们的蔬菜，是陌生的农民种的……

　　信任目光是基础。信还是不信，这不是个问题。人的惯性思维，既能产生防范麻木，也能产生防范失度。“不跟陌生人说话”、“不接陌生人电话”、“不给陌生人开门”……当我们用戒备的目光、怀疑的心态对待一切的时候，加大的是整个社会运行成本，伤害的是人际的正面情绪。生活中坑蒙拐骗是有，既发生在陌生人之间，也出现在熟人之间。如此，我们不妨学会带着信任的目光看待这个世界。大尺度上，社会道德的基本面是向善向好的。当你扶起一个老人时，请相信他不会讹诈，出现万一，法律会公正裁决；当你施舍一个乞者时，请相信他情有苦衷，即使假讨，权当一次捐款。

　　个体尊严是追求。每个人都想过一种尊严体面的生活。托关系、找熟人，求爷爷、告奶奶，建立在熟人之间的这种依附关系，无论是依者还是被依者，都不会有个人尊严的。非正当的手段，得到的必是非正义的结果。更何况，在一个社会群体内，资源总是有限的，就算一个人通过各种关系最终获得，既名不正言不顺，也心不安理不得，还会引来周遭的效仿。如同一个人踮起脚尖看戏时或许更清楚，但如果人人都这样，大家非但看不清楚，且都付出了代价。个体看似理性的行为，造成的却是群体非理性。陌生人社会需要的是一种日渐发达的公民意识，追求的是个体的独立存在、自主人格与生命价值。

　　法律意识是保障。市场经济，其实就是一种法治经济。现阶段，整个社会公共服务供给还相对不足，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督尚有待提高。与此同时，彼此不熟悉、人员流动性强等因素，也会削弱社会成员道德的他律作用。这就给熟人社会存在以充分的理由。要想真正做到按规矩办事，就需要以法律的权威来规范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在一个需要相互协作的社会里，能够把无数独立而平等的个人维系在一起的只能是法律。事实上，也只有法律这种非人格化的制度，才能做到一视同仁地对待每一个人，并体现在社会互动的各种表现形式中，比如交换、合作、冲突、竞争、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