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勇敢地发扬和吸收人民艺术的丰富实践，我们的作品和历史的民间的艺术从没有保持这样亲密的血缘关系。在向民间艺术学习的时候，我们是不断地加以改造，加以补充，我们的方向是‘推陈出新’，而不是简单的‘旧瓶装新酒’。这是因为我们强大的丰富的群众生活的新内容必然要求逐渐地突破旧的形式的束缚，逐渐创造更加适合表现新的生活的新形式。秧歌剧、秦腔、平剧、章回小说等等，在我们的手里正在发展为不论在语言和表现手法上，都有创造的民族新形式。（陈涌：《三年来文艺运动的新收获》，原载于1946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这段话，也许是对延安文艺特征——或者说“延安体”——最清晰的描绘。如此明确地把民间艺术视为根本，并且全面、直接地采用民间形式，在历史上是第一次；而在“五四”以来已将旧形式从整体上判为“落后文化”属性的当时，这更是一番艺术理念的大逆转，可以说，这是在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上造了一次“反”。

　　此后，一代又一代艺术工作者从那段波澜壮阔的文艺时期里汲取人性的热量，点燃国民精神的火炬，形成了中国文艺的新概念、新格局。在此，我们试图在其中撷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断面，借以观瞻远景近物，从中体会一种生活的热情，时代的壮丽，和那扑面而来的、轰轰烈烈的人民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