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刻大师赵延年：

　　60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的情景。那是1949年，在上海市美术工作者协会，我和米谷、张乐平、唐云、应野平等人把《讲话》读了一遍又一遍， 实在感到很“亲切”。

　　为什么说“亲切”呢？《讲话》中提到的“文艺必须到群众中去”以及“人民生活中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等观点，都可以在人类艺术创造的发源处找到对照。我们一致认为，《讲话》解决了美术工作者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等最基本的问题，而就我专注的艺术领域来说，《讲话》与鲁迅在新兴木刻运动中提倡的“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艺术精神亦有不少契合点，是相通的。木刻艺术是实实在在的，延安时期的艺术家们用手中的刻刀表现了最朴素的生活、最真实的感情，其历史意义和美学价值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一直以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是我们从事艺术创作的一条红线，就像李桦先生对我17岁时一幅题为《秋收》的作品的评价：“你门外就是农田，为什么不出去好好观察一番？”这对年轻的我真如当头棒喝，使我懂得了创作与生活是不可分割的道理。此后，在我个人的艺术生涯中，始终在揣摩“人民”这两个字的写法，同时，也在努力领悟它的况味与价值，多少年来，未敢忘，也不能忘。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陆续创作了《抗议》、《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胜利万岁》《鲁迅像》、《狂人日记》、《噩梦》、《20世纪90年代》等一系列木刻作品，尤其是基于文革中被关进“牛棚”时的感悟而创作的一套60幅《阿Q正传》，都从社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出发，并融入了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这种真感情的流露也得到了广大读者和观众的呼应和认可。

　　《阿Q正传》是我接触的第一部鲁迅作品，我虽然没有亲眼见过先生，但想通过手中的刻刀来帮助读者理解他笔下的人物。解放初期，我曾创作过一些阿Q的形象，但自己都不太满意。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我才正式开始这个题材的创作。为了把绍兴这个典型的环境与阿Q这个典型的人物形象表现好，1978年，我几次到绍兴柯桥采风，在农舍、田头、集市画了几百张人物速写，画着画着，感觉就来了。印象最深的是还碰到了一位过去鲁迅家里的帮工，他给我讲了很多当年的场景和故事，对我后来的创作帮助很大。就这样，我自己的童年记忆，加上对鲁迅作品的解读，再结合实地所看、所听、所感，三者间相互激荡、互为补充，才“化合”出你们今天看到的有“灵魂”的阿Q。

　　我今年89岁了。多年来的艺术实践证明，坚持走人民的道路是正确的。但必须提醒，艺术工作者的创作手法是丰富的，创作题材是源源不竭的，所谓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并不是只画一种画、只用一支笔。我一直对我的学生和后辈说，艺术创作不是机械地翻译生活，只有在“传统”和“创新”、“真实”和“虚构”之间拿捏得当，打好坚实的绘画基础功底，用不同的创作方式把动人的情绪表现出来，才能完成一件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好作品。直面人生、以最大的热情和悲悯之心关怀全人类的情感与遭遇，是一个艺术工作者无法回避的自我挑战。这需要功力，更需要胆识。

　　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教师佟飚：

　　2012年4月末，我第一次来到延安。出发时杭州已是暮春时节，但这千里之外的延安却是另一番景象：冬装未尽的山野中，新绿刚刚荡开了枝头的纠缠；窑洞前、庭院里，百花争艳尽吐芬芳。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大概就是如此。

　　这感受当不绝于我。70多年前，那一批国立艺专的年轻学子们：胡一川、彦涵、力群、张望等诸位先生走出他们的母校，一路辗转来到这里。彼时的江南等地早已经失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即使是苍翠酽酽的青山，也难以掩盖沦丧的悲哀和凄凉。而在这片黄土之上，悄然而至的春意或许正如今日一般激荡鼓舞着从四面八方汇聚至此的有志青年。

　　我努力不使自己晕眩于这铺满阳光的历史现场。

　　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我们的眼前，一座庄严而朴素、形如飞机的小楼就是会议的举办地。

　　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学习问题。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秉持建设性的态度，向生活学习，向时代学习。而这些问题，并不只是朝向那个特殊的时期。

　　艺术由心而生，关乎每个个体的情感，这个关联也是某种姿态和立场的体现。我们绝不能认为革命立场已随时代而结束，今天的事实是，既要经济振兴也要文化复兴，这是当代艺术家面临的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明白这些问题并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尤胜当年。

　　积极面对社会并为社会服务仍然是中国美术未来发展所必须坚持的创作方向。对艺术家来说，写生是正确认识生活、表现生活的重要过程和技术手段，从中，我们学习与世界、与人交流的方式。

　　今天的社会形态自然与过去大为不同，但假如我们还怀有艺术的梦想，假如我们尚在思考文化艺术的伟大复兴，那么《讲话》对当下的美术创作仍然具有深刻的指导和启示意义。我们应该与时俱进地去执行和发展讲话中的原则，将它们应用到今天的艺术创作、教学中去；我们也理应在坚守立场和原则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姿态重建起今天中国艺术的自信。

　　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大三学生蔡弘雷：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我看到了当时边区政府办的杂志刊物，不得不说，封面做得很有设计感，就算放在今日也未见得过时。还有延安时期的木刻创作，不仅有反映抗战前线“血与火”的战争画面的作品，也有不少对边区农村生活变革和新政权建设的生动表现，其数量之多、品类之丰富、构思之精妙、用情之深，是绝对值得今天的我们反复咀嚼和提炼、学习的。

　　相较其他绘画艺术，版画需要用到的工具不多，但它的工序却相对繁杂，对作者的要求很高。如果一个人要完成一幅优秀的版画作品，可能他首先得是一位好的画师，然后是雕刻家，最后还得胜任印刷工序。以前听老师说过，延安时期物资紧缺，木刻家用炮弹片制作木刻刀，用木炭灰调制油墨，用边区自制的粗糙马兰纸印制作品，但就是在这样极为简陋、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依然对艺术本体精神饱有强烈渴求的愿望，对艺术创作的目的和方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这让我联想起前些日子在杭州看张怀江版画展的事。那些作品表现的都是生活中寻常可见的风景，但还是让人忍不住一品再品，甚至，带观众进入了画中的情境，勾起了一种难以言状的愉悦。果真是他的技巧感动着我们吗？我想技术的层面固然不能忽略，但作品中包含的一种人性关怀的东西，才是更值得关注的。张老的一生在经历过这么多大起大落和挫折之后，仍然坚持着他的理想，仍然保持着对生活、对人民、对时代的赤子情怀。有时候，最崇高的理想或许也恰恰是最朴实、最简单的，它不一定关乎家国天下，但也让人肃然起敬。

　　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白帆：

　　在延安的最后一天，我们去了南泥湾，经过一个院子门口，遇到了一位曾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86岁高龄的刘志先老人。听老爷子讲起那段轰轰烈烈的热血青春，心里暖烘烘的，不知道是因为他还是正午的太阳。

　　到南泥湾之前，我曾在心里无数次地勾勒过“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场景，而此时此刻，我们终于能细细研读正文，印证记忆。阅读即会师。那些愈演愈淡的过往，那些永不被言尽的昨天，正以春日新叶姿态，遁入明朗的生活中。

　　很多年前，剧作家苏叔阳说过这么一句话：好文章就是从寻常中发现不寻常，从不寻常中发现寻常。的确，延安之行让我明白，要想讲好一个故事，技巧固然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怎样的阅历，态度，和怎样的心。幸好我们还年轻，中国文艺也是。

　　记录：本报记者 吴孟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