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婕

　　烽火岁月 重任在肩

　　中国近代木刻艺术的发展，得益于鲁迅先生引进和推介西方的版画艺术。上世纪30年代，鲁迅倡导的新木刻版画创作风靡全国。1938年赴延安后负责编辑《前线画报》，后任鲁迅艺术学院美术部主任的江丰，就是因为看到鲁迅编辑出版的《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后，决定放弃油画而改学版画的。同江丰一样，许多美术青年怀着投身祖国民族解放事业之心，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积极投身于革命美术的实践活动，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美术作品。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木刻的底版材料来源丰富，复制要求较低，所以，无论是国统区还是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宣传工作都大量采用了木刻艺术，木刻作品大量出现。尤其是在抗日根据地，因为条件艰苦，学油画的找不到油彩画布，学国画的缺少笔墨纸砚，木刻这种简便易行的艺术就得到大力推广，获得较大的发展。

　　延安木刻是抗日根据地的木刻艺术的优秀典型。1938年，在延安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聚集了大批美术工作者，当时鲁艺美术系基本以版画的教学和创作为主，主任是沃渣。1940年美术系扩大为美术部，下设美术系和美术工场，江丰任美术部主任。美术系的老师包括胡一川、马达、力群、张望、黄山定等，后来出名的木刻家古元、彦涵、罗工柳、夏风等当时还都是鲁艺的学生。还有一些美术工作者在延安其他一些地方，如解放日报社、边区文化协会美术工作委员会等单位工作。

　　鲁艺木刻 刀锋犀利

　　谈到延安木刻，就不得不说为响应“文艺工作者到前线去”的号召而建立的鲁艺木刻工作团。在团长胡一川带领下，鲁艺美术系二期的学生彦涵、罗工柳和华山等一行四人首先奔赴太行山抗日根据地。1939年初，他们到达八路军总部山西武乡县后，就开始为报纸刻制插图，创作故事连环画。并创办了《新华日报》华北版副刊《敌后方木刻》。尽管离开延安，深入到了抗日前线，刚刚创建的木刻工作团还没有摆脱木刻西方化的倾向。

　　促使鲁艺木刻工作团发生实质性变化的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一次讲话。1939年冬，朱德谈到文艺工作落后于生产斗争需要的情况，提出了“笔杆必须赶上枪杆”的要求。这次谈话之后，鲁艺木刻工作团决定采用民间传统的年画形式，乘1940年春节之际制作一批军民生产生活的年画。第一批年画是在腊月二十三赶制出来的。印制当天，胡一川和杨筠亲自带着这批年画去赶集，摆摊叫卖，结果很快销售一空。

　　目前收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延安木刻作品，大部分出自鲁艺师生的刀锋之下，主要反映的内容包括党的政策，如《抗战十大任务》系列年画；根据地的生产生活，如古元的《八路军生产》、杨筠的《努力织布，坚持抗战》；根据地的文化卫生，例如夏风的《农民读报》；根据地的战斗，如彦涵的《当敌人搜山的时候》；根据地的军民关系，如胡一川的《军民合作》等等。所以说，延安的木刻艺术之所以走向大众化和民族化，其本质是适应严酷斗争的需要。

　　光辉篇章 艺术高峰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安的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以木刻形式真实反映解放区军民的生产、生活和战斗，以纯朴稚拙的乡土气息和简洁有力的刀法，吸收民间美术的营养，形成有地域特色的解放区黑白木刻，创造了有中国气派同时令群众喜闻乐见的崭新面貌的民族木刻版画。

　　延安木刻“新”的艺术形式与“地方形式”、“民间形式”相贴切，与大众“所熟悉”和“所爱好”相贴切，这些是在延安时期逐步得到清晰界定的艺术主张。所谓大众“所熟悉”和“所爱好”，决不只是让艺术俯就普通老百姓的趣味，让艺术丧失“先锋”的价值和前卫的“实验性”，而是革命性、实验性地，将民间趣味引入精英艺术的殿堂，同时也在艺术上实现了自我革新与创造。木刻家在文化下乡过程中，发现了农民的智慧，发现了民间艺人的才华——这是他们之前所忽视或未曾深入接触的方面。

　　延安木刻的可贵之处在于，画家把所学的西方木刻表现语言逐渐中国化，完成了从单纯模仿欧式风格到结合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形式的转变，形成了具延安美术自身特点的民族化审美样式。延安木刻运动开启了中国版画史上光辉的新篇章，在世界版画史上也是一枝独秀，在我国现代艺术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艺术价值。延安木刻的艺术精神以及它所创造的文化价值并没有随特定历史时代的消失而远去，其所包含的丰富的文化价值与艺术高度，依然对中国文艺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和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