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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报道，4月6日至13日，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卫生局10名工作人员借开会之名去香港、澳门旅游。被发现后，有关人员解释称：这次旅游不是公费旅游，是自费，主要错误是跟区政府撒了谎，长达8天不在岗。后来被纪检的同志问起来，不得已才编了去省卫生厅开会的谎话。对此，宝塔区纪委、监察局已就该事件展开调查。

　　卫生局工作人员集体脱岗去香港、澳门旅游，被人举报以后，不仅不承认错误、整改问题，反而编造去卫生厅开会的谎言，开会的谎言被戳穿以后，又解释称是自费旅游。听完宝塔区卫生局慌不择言的蹩脚辩解，让人好气又好笑。

　　笔者注意到，当地纪检部门已介入调查，据宝塔区纪委王副书记介绍：“调查的焦点在于他们的旅游花销是不是公款。经多日调查，情况已明晰，但还不便透露细节。”调查公款还是自费，无疑是界定公款旅游性质的重要标准，但是纪委调查的焦点集中于公款与自费，言外之意是不是说，自费旅游就不问责呢？那么，卫生局半数公务人员脱岗外出，又“该当何罚”？何况，从宝塔区卫生局的一再撒谎来看，该局为了逃避问责，赶在调查之前订立攻守同盟，让旅游者补交费用，“洗白”公款旅游的概率不小。纪检部门既已介入调查，又“不便透露细节”，恐怕难以服众。

　　换个角度讲，即便最终这些擅自出境公款旅游者得到处罚，除了有人“自认倒霉”外，对于以后，又能震慑住多少公款旅游者呢？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不少治理公款旅游的政策措施，但在现实中，公务人员假考察、开会之名，公款旅游仍然屡禁不止，比如2008年曝光的几起公款旅游事件，如果不是网友意外捡到旅行社遗失的出国考察清单，那些冠冕堂皇的公款“考察”根本不会曝光。

　　公款旅游只见油门不见刹车，主要原因在于先行的监督管理未打到公款旅游的七寸。其实，以往问责公款旅游罚酒三杯的例子屡见不鲜：山东滨州市工商局局长邵立勇，在2008年地震全国哀悼日期间在武夷山等地游玩，邵立勇被免职不久就被任命为威海市工商局负责人；江西省丰城市卫生局官员分批外出旅游，丰城市给予的处理是局长改任书记；广州海事法院原院长罗国华因公款旅游被曝光，不出两月当选广东省政协副秘书长。公款旅游成本如此低廉，官员如何不去看望“南斯拉夫奶牛”？

　　要踩准公款旅游的刹车，除了依法查处被举报的公款旅游者以外，还有许多事情可做。比如，对公款考察实行公示制，接受社会监督。从考察的线路、行程到出访的内容与费用都公之于众。比如，限制考察审批权。对公款考察严格控制、层层把关，用制度的力量杜绝“师出有名”的变相公款旅游。再比如，紧缩财政预算，把公款考察有限的钱用在刀刃上。更重要的是，制度的威力来自于执行力。相关部门要升帐理事，动员民众参与监督，一旦发现，从严查处。唯有制度到位，执行给力，才有望踩住公款旅游的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