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飞不了，你们谁也别想飞！”或许是沿着这样的线性逻辑，4月11日和13日，在上海和广州相继发生旅客擅自进入飞行控制区事件。事情的最新进展是，中国民航局正在进行详细调查。可以预期，等待这两拨旅客的一定是“冲动的惩罚”。

　　因航班延误而拦截飞机，这是典型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冲入停机坪，阻拦航班，如此利益诉求无异于缘木求鱼、敲冰求火。也许旅客有这样那样的苦衷或者愤怒，但事情到了这地步，相信是谁也不愿见到的。毕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乘客。

　　某种意义上，公众的维权是一种博弈。比如，无论是何种原因造成飞机晚点，旅客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藉借一种合理方式要求航空公司赔偿，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达成一种妥协。旅客总是希望对方赔得越多越好，航空方面则希望越少越好。这本身就是一个博弈。

　　在博弈论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纳什均衡”。这是一种相对稳定、使博弈双方都能得到利益最大化的结果。通常，在任何具有有限纯策略的双方博弈中，至少会存在一个均衡点。在纳什均衡点上，每一个理性的参与者都不会轻易地单独改变策略。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方擅自改变策略，其利益会大打折扣。

　　就飞机晚点而言，其纳什均衡是：双方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简捷的方式，形成最合理的赔偿方案。显然，在上述事件中，维权的旅客并没有诉诸一个正常的路径，而是擅自改变游戏规则，采取了一种走极端的方式。或许，利益暂时得到了满足，据说在上海冲入停机坪的乘客每人得到一千元。但，这样的维权已经变成一种违法，想必其代价也是巨大的。

　　在一场博弈中，每一个有决策权的参与者被称为局中人。他们通常都是理性的，有独立决策的能力，总是选择自认为最有利于自己的决策和行动，并承担日后或好或坏的结果。也就是说，参与者的理性极其重要。

　　飞机乘客的理性在于：认知任何飞机晚点都是正常的，原因有可能是恶劣天气、交通量大、机械故障、人为因素、空中管制；总有一种正常途径可以用来维护自身利益；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至少不能侵害他人利益、损害公共利益、破坏公共安全，甚至引发重大航空事故……

　　航空公司的理性在于：通盘分析晚点原因，合理编排航班，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因素，早日提升服务质量；一旦出现晚点或其他非正常情况，在权限允许范围内及时告知旅客；形成通畅的解决各种纠纷问题的机制，对各种群体性突发事件给出防范预案与制度性安排……

　　飞机乘客与航空公司都有其自身的合法权益。任何权利都是有边界的，博弈的双方需要让渡一部分利益。一方不可能狮子开口至无穷大，也不必完全把对方逼入困境，甚至置其于死地。如果有人认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在维权中闹得动静越大，得到的利益就越多，非但不足为取，而且大错特错。因为，这已经不是在维权，而是一种得理不让人、一种无理取闹、一种违法行为。

　　这里，我们不妨引入“事件视界”这一概念。天文学上，通常在演化的最后阶段，当一颗恒星质量为太阳的八倍时就会变成中子星，四十倍时则会变成一个可怕的黑洞，这时现有的一切物理定律统统消失。这四十倍，就是一个边界。一旦过了临界点，事物的性质完全改变。我们在处理各种问题和矛盾时，也不妨理性地分析其合理的边界在哪里，然后寻找合理的预期，由有效的路向抵达。

　　纳什均衡是一种理想状态，是一种最优策略组合，不是时时、处处、事事都能实现的。问题在于，这是一个方向，一个值得期许和努力的方向。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今天，食品安全、医患纠纷、劳资矛盾、假冒伪劣产品、城管小贩冲突……许多层面存在不和谐因素，许多事情都涉及如何维权。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一个真正的维权者应该学会变量分析，思考一个事件的自变量（原因）是什么，因变量（结果）会怎样，再采取适用的策略空间，形成一个完整的行动方案，从而做到合情合理合法。事在人为。越来越多的人这样做了，日积月累，公众维权的局面自会为之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