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邓国芳

　　石家坞是安吉县西北角的一个小地方，没啥特色，也没啥名气。不过，就在半个多月前，它登上《浙江日报》，瞬间出名了。让它出名的，是我，土生土长的石家坞人。

　　我在省城当记者已整七年。乡亲们都晓得这件事，但他们很疑惑：“你在杭州当记者，但电视上从没看见过你呀。你啥时间出来播新闻啊？我们天天等着呢！”“我在报社，写稿子的，不上电视。”每次，我都耐心回答。

　　日子一年一年过去，乡亲们的好奇心归于平淡，类似的问题越来越少。每次回家探亲，他们也习以为常：“你回来了啊。”但半个月前，他们突然又记挂起我的记者身份来。

　　“茶叶没好销路，利润越来越薄。你帮忙想想办法好吗？”乡亲们托我父亲打电话。听出我的迟疑后，父亲加了句：“你在省城当记者，大家都晓得，能帮忙就帮忙，你爹也很有面子的。”原来如此。

　　白茶产业势头不错，但散户茶农遭遇卖茶难，这事我多少有点了解。不过，白茶价格不菲，想要找到好销路，没这么简单。好在报社领导很支持，觉得我作为家乡儿女，理当为乡亲出力。于是，我第一次以记者身份，回到了故里。

　　后来发生的事，基本都刊登在《浙江日报》3月27日第四版了。尤其是当日配发的记者手记，叙述了不少有意思的情节。新闻背后的故事，往往耐人寻味。未完待续的话，我还想说几句。

　　“石家坞只有60多农户，种的白茶不算多，跟人家溪龙乡比比，没花头的。”在与村干部交流时，他们总是重复这句话。“确实不算多，但对农户来讲，还是很重要的。这几年，要不是靠白茶，石家坞农民哪会富得这么快呢？”我一遍遍说“好话”，希望引起村干部的重视。

　　当然，我很清楚，找市场是农民自己的问题，不能怨天尤人，更不能赖到政府头上。这几年这帮茶农之所以被市场落下，很大原因在于自身，比如，坐等客商上门，不主动寻找销路；不抓质量管理，能卖就行；只看眼前，缺乏耐心，没有规划，等等。

　　估摸“村级行政路线”行不通，我只好硬着头皮，向安吉县农业局求救。没想到，他们非常重视，不光派专家来调研，还热心帮忙联系茶企，让农户前去对接，真是万分感谢。

　　然而，我还是没想到：政府热心了，农户却不热心了。他们的理想模式，是直接找到大客商，能以较高价格，直接订购干茶。“与企业对接有啥用呢，他收鲜叶不赚钱啊，能比茶叶市场高出多少？”问题不断抛来。

　　我几乎是“拖”着他们去对接的，所以半路被“抛弃”，也在意料之中。我很理想，理想得希望借助自己的力量，改变他们的认知与观念。“看了大企业和合作社的运作模式后，他们会扭转观念的。”我在心底一遍遍告诉自己。

　　事情见报后的第二天，我收到了杭城某土特产连锁超市负责人的电话。他说：“如果农户愿意，双方可以考虑合作。”但他也提出了几个前提条件：一要开具专业合作社发票；二要带上自产自销农产品证明；三要按要求包装好，运送到杭州主营门店。

　　从没把农产品卖进商场或超市的乡亲们，又怎懂得这些呢。即便我把好消息告诉他们，他们也是一脸茫然，不知所措。“要么算了，我们到哪里去弄这些啊。”又是轻言放弃，畏难而退。

　　于是，我又四处致电求助。“你干嘛这么热心，真是吃力不讨好的。农民是最难伺候，最难打交道的群体。事情只要有一点点办得不称心，他们就会怪你。”某个镇干部在电话里好心相劝，农民的事，就随农民吧。

　　我知道，他没说错，可这就是农民，让人爱恨交加。然而，这是我的根，我始终记得，也深爱着他们。正因为这份爱，所以才不怕“麻烦”，不怕 “吃力不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