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来，各地确定经济增速总是非常纠结。一些地方的领导总是希望把速度定得高一些。这当然有多种原因，一个因素是担心增速定得较低不太好向上交代。

　　这里的一个重要推手，在于长期来一些地方政府形成了很强的经济增长意识。每当岁末年初，基层搞具体工作的部门，就得揣摩上一级如何确定下一年增速，然后在这种揣摩基础上加一、二个百分点来确定本地下一年经济增速。这种做法虽然不甚合理，可是长期来乐此不疲。

　　这次“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把2012年的经济增长速度确定为7.5%，终结了中国的“保八”时代。国家发改委张平主任对此指出，一是客观反映经济发展的走势和趋势，反映国际经济严峻形势下面临的复杂外部压力，二是要求国内能将更多精力放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而我个人的理解则是，这个7.5%体现了中央政府对于客观趋势的科学判断和对于未来增长的理性要求。

　　中国经济增速长期慢不下来，主要是因为国民经济分配当中，资本和政府所得比重较高，导致扩大再生产具有大量的储蓄和投资支撑。而各级政府强烈的增长意识，又进一步把经济增速往上推。所以中国的高速增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在主要是合理积极因素的同时，也有相当多的非理性盲目因素。

　　前些天阅读刚刚出笼的国家统计局2011年统计公报，吃惊地发现一些原材料产量的增长，甚至快于GDP增速。当时一个强烈感受，就是觉得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理性及盲目性因素，大致已到了令中国社会不能承受的地步。

　　我进一步观察了2007至2011年，全国原煤、天然气、水泥、粗钢、钢材、十种有色金属产量以及发电量的增长速度，得到了令人可怕的数据。这一状况的可怕之处在于，在中国这一轮高速增长当中，缺少产品品质的提高，缺少资源节约水平的提高，缺少非物质部门的较快增长，完全是一种高消耗支撑下的高增长。我们甚至可以说，消耗增长快于产出增长，国民经济的整体消耗率有所提高。

　　我们决不能说这种高消耗式的高增长就是政府造成的，但淡化政府增长意识是其中的关键。政府握有行政强制力，政府经济增长意识过强就非常有可能去粗暴地干预微观经济，从而增加经济运行中的非理性和盲目性。这方面已经有太多案例，而钢材水泥等基础原材料增长快于GDP增长，则不过是一个数字化的注脚而已。

　　淡化政府增长意识，必须真正贯彻科学发展观。经济虽然重要，但决不是唯一的；经济虽然是社会发展的支撑，但经济增长决不必然意味着社会发展。改革开放初期，面对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面对普遍的贫困和落后，集中力量抓经济是必要的。当前仍需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但必须更多地考虑社会建设、民生发展，更多地考虑人和自然的良性互动。

　　淡化政府增长意识，必须加快政府转型。改革开放以来，就地方政府而言，事实上形成了一种“人民政府有限责任公司”体制。这虽然具有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的较好作用，但其内在负面因素也是显而易见的。当前必须真正认识到，政府最主要作用是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创造良好的区域环境；政府应在人民群众有效监督之下，更多地发挥引领社会发展的舵手作用。

　　历经30多年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终究会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环境要素制约等因素而逐步降速。当急风暴雨般的“经济大剧”渐渐淡出的时候，一出更为雄壮的“社会大剧”的大幕正在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