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持：朱 玲

　　近些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来自民间的减税呼声也日渐高涨。无论是与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休戚相关的营业税、增值税，还是与百姓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个人所得税，在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中，税制改革已成为关乎经济转型、民生保障的一项势在必行的议程。

　　那么，我们的税究竟该不该减、该怎么减？今天，圆桌论坛特别邀请来自产学研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畅谈我国的税制改革问题。

　　本期嘉宾

　　◆徐松屹，浙江省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总经济师

　　◆秦诗立，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研究员

　　◆李正卫，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教授

　　◆穆文涛，传化集团战略投资部副总经理

减税利民正当时

　　税，究竟该不该减？

　　徐松屹：我们可以先从感性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税负到底高不高？我们的税负痛不痛苦？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我看过一个统计数据，中国的税负率接近50%，并不是全世界最高，但另一方面，百姓承担了这样的税负，却并没有得到相应对等的公共服务。跟国外很多高税负的国家相比，我们所获得的基础设施、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差距还很大，这就是为什么会有税负痛苦。

　　秦诗立：确实，减税是为了促进民生保障，要让老百姓觉得自己交的税是真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要把民众对税的抵触情绪尽量减小。但是，目前我国的税制存在着来源不合理和支出不合理这两个问题。我国有两个70%，我们的税收有70%是间接税，间接税里又有70%是转嫁给老百姓的，而国外大多数则是以直接税为主，因为间接税的最后落脚点还是老百姓来承担，这也是为什么百姓觉得税越来越多、越来越不愿意交，这样的税制结构亟需调整。

　　其次，我国的税法在制定和执行上还不太科学，某个突发事件来了要减某些税，经济形势好了又要增加某些税，一会儿退税，一会儿征税，很多都是部门的作为，而没有上升到立法层面、人大层面。在这背后其实是联动机制的缺失，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如股票印花税、房地产交易税等都可以与经济发展相挂钩，此外，还有许多税费是在特定发展时期制定的，比如机场建设费等，现在经济发展到了新阶段，很多都可以考虑取消。

　　振兴实体经济

　　呼唤税制改革

　　徐松屹：中国的减税是势在必行，也是大势所趋，这主要是源于内外的双重压力。外在的全球经济形势比较复杂，很多发达经济体都纷纷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增长，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我们想保持本土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势必要跟随减税这一潮流。

　　当然，更重要的是内在的减税需求。现在中小企业的日子很难过，尤其是制造业企业，外部的经营环境困难很大，原材料、劳动力、土地等成本上升，融资成本也在不断上升；同时，在外需持续低迷、内需短期内不可能有大增长的市场面前，提高售价也非常难，企业的利润已经被压缩得很低，非常迫切需要政府来通过减税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穆文涛：的确，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及投资者承担了很大风险，尤其是其中的创业者，创业的冲动和热情其实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而且很难被替代，但通常非常脆弱、很容易被伤害。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环境应该尽力去呵护创业者的热情。所以，从税法制定的角度来讲，应该有一种理念，要呵护那些正在萌生的创业新芽和新兴力量，因为政府、投资者及社会各界所热切期望的创新产业正是来自众多原来稚弱的创业企业。

　　徐松屹：我们目前的税制还是有调整空间的，要向着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方向去推进税改。比如，在减税时突出产业导向，尤其对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加大减税的力度。此外，从浙江省的发展来看，可以突出支持国家战略实施的发展导向，对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舟山群岛新区等重大区域可以采取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企业、留住企业。

　　李正卫：现在中小企业的发展确实非常需要政府的财税支持。而相对于直接提供资金支持的方式，给予税收优惠的做法可能更好。

　　那么，如何减税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呢？我觉得，可以从增值税、所得税和营业税等三大税种入手，构建针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体系，减少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具体地，增值税方面，对中小企业，可以将基本税率和低税率由17%和13%分别降至15%和11%，对微型企业，建议免除其增值税；所得税方面，建议将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税率由20%降到15%左右，并将企业所得税优惠由面向高新技术企业转变为面向高新技术产品或服务；营业税方面，一方面应加大从营业税转为增值税的改革推进力度，另一方面，为了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开发和科技创新以及鼓励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对中小企业从事技术开发、 技术合作和技术交流等方面的所得，建议免征或减征营业税，对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所取得的收入免征或减征营业税。

　　秦诗立：浙江是经济大省，在推行税制改革时，可以把我们的优势产业真正吸纳进去，在一些先行先试的区域要把减税减到位，并且要向国家争取更多更好的减税政策，比如舟山群岛新区内可以争取15%的企业所得税政策，温州金融改革试点可以争取交易税、印花税、外汇调节费等税费减免。

　　穆文涛：企业经营者都是典型的经济人。因此，明确的市场信号对于企业经营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指导性讯息。同样，反映产业政策的税制信号也需要明确化，而不能是一概而论或者时常变化、紊乱不清，而且应与当前重点领域的改革方向相契合，比如改革垄断行业、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实体经济等，否则从长期来讲，将会增大民营企业成长过程的成本，而且这种额外的成本有时很难得到补偿。

　　徐松屹：是的，税收政策应该反映出我们对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要把它们看做是产业创业创新的活力所在，而不仅仅是税收来源。而相对的，对于金融系统、垄断系统的税收，我觉得有加大的必要；此外，对于环境税、资源税的增收，也是在突出对生态的保护理念。

　　减税，根在控制支出源头

　　秦诗立：之前提到，我们的税收存在来源不合理和支出不合理两个问题，而支出不合理其实是根源。税来自老百姓，但我国的财政大部分都用于建设性和发展性的财政支出，比如招商引资、场馆建设等，跟民生没有直接相关，此外，行政单位的办公经费、人头费支出也是一笔大数目。

　　去年，我们用于公共医疗卫生的支出大概是1200多亿元，还不如1000多万人口的希腊，这就是支出性的不合理。此外，各级政府在财政税收与实际承担的责任之间，还存在着事权跟财权的不合理，实际上，大部分的民生支出都需要基层政府出钱，而县级以下的政府往往又都没钱，这也是需要调整的。

　　徐松屹：减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这其中存在一个内在机理的改革和转变。我们的税收最终通过财政支出的方式，维持国家的运行，但目前各级政府每年的开支项目很多，仅从要维系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就可见一斑。如果不从源头上控制好这些支出，那期待大幅度减税也将是不现实的。目前，三公经费虽有公开，但名目还不是很细。此外，现在的税收还缺少一种有效的制约机制，这也使得各级政府缺乏减税的冲动。

　　秦诗立：是的，税制改革，需要内部调整，更需要外部推动，没有外部压力就永远减不下来。这个外部压力，就是在源头上控制好政府开支，要把支出的部分控制住、合理化。我们现在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是1994年通过的，是建立在分税制的基础上的，而在现有经济发展条件下来看，已经很有必要加以调整。此外，《预算法》的调整和制定也不妨参照《物权法》，征求民意，让老百姓参与进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控制好支出，财政预算和支出的公开很重要，应当在预算阶段就将民意监督纳入进来，这也是把税减好、把税用好所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