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撰稿 鲁晓敏

　　我不知道明朝时候的台州府城临海是什么样子的，晚明临海籍地理学家王士性留下过这样一段文字：“（两浙）十一郡城池，唯吾台最据险，西南二面临大江，西北巉岩参削插天，虽鸟道亦无。”王士性的描述并无夸大之词，站在朝天门前，只见灵江水从夹峙山峰中奔涌而出，环绕临海城划出一道开阔的弧线，临海城盘踞在灵江岸上，城墙如同一根巨大的铁链，沿着陡峭的北固山脊伸展而来，将城池、山峦、灵江捆绑在一起，透着一股解不开的历史心结。

　　从朝天门进入城内，瓮城、闸门、敌楼、马面等城防建筑一股脑儿奔来眼底。朝天门墙高7.23米，长23米，宽13.82米，瓮城直径达到了48米多，这样的城池在南方现存的城墙中已经是巨无霸了，即使在北方也算得上是超级堡垒。巍峨的城门外边围着一个半月形瓮城，它跨越了城墙线条简单的局限，高度与长度比例合理，宽度与弧度搭配匀称，以饱满的尺度呈现出力度之美。无论你从哪个角度去审视，都能受到极大的视觉震撼。

　　走进这道戒备森严的浙东门户，时间仿佛急剧地倒退。城楼上密布着冰冷的杀气，城堞后似乎有一支箭正阴森森地向我瞄准，随时都会呼啸而来。城墙千百年来一直保存着这种压抑的氛围，让每一个过客都沉陷在它的战争惯性中，骤然回到马蹄铿然的历史。

湮没的“海上长城”

　　台州设置于唐武德四年（621），城墙却肇始于东晋，在1600年的历史中，最辉煌的时刻诞生在明代。翻开明人所著的《筹海图编·沿海山沙图》，台州湾形同面向东海张开的一只巨大的唢呐，台州府城临海则处在唢呐的咽喉部位，浙江第三大河流灵江从临海开始冲刺入海，百余里长的江道如同一根细瘦的唢呐管将东海和临海连接在一起。台州府城临海负江控海的战略地位使之成为明朝著名的海防要塞。

　　600年前，大航海时代即将到来的时候，中国海洋历史遭遇了重要拐点，大明王朝颁布了禁海令，海疆上空顿时阴云密布，那些繁忙运输的港口成了一座座军事禁区。为防沿海倭寇的侵袭和元末割据势力张士诚、方国珍残部的反攻，明太祖朱元璋制定了“片板不许下海”的严厉“海禁”政策。“海禁”下的台州府城，港口封闭、舳舻塞江的繁忙场面一去不复返，这座联结陆海的交通枢纽转瞬成为阻挡海洋的镇海机关。

　　在海禁政策的指引下，明王朝万里海疆上崛起了一道道高墙、一层层堡垒。从北至南，中国大陆与海洋的交接线荡出一道充满张力的弧线。沿着这条弧线，大明帝国修建起了一面防御倭寇的盾牌：从辽东出发，终点是海南岛，绵延数千公里的海疆上矗立起54座卫城、99座所城、353 处巡检司、997 座烽堠、313 座墩、48 座台、24 座塘铺，还有数目众多的水寨、城堡。40万卫所兵力和千余艘舰船据守在海陆交通要冲上。他们的前沿是一艘艘巡逻在近海的舰船，组成了第一道警戒线，担任着报警和阻击任务；第二道警戒线是矗立在海岸高处的烽火台，士兵在瞭望孔中严密地监视着海上的一举一动，手中时刻抱着一捆柴薪，随时准备点燃第一把狼烟；第三道才是真正的防御线，沿海卫所城根据烟的浓度和火的亮度判断敌情，火速调集兵力进行防守、驰援或者进攻，随时准备歼灭来犯之敌。这些设施在地理上并不完全贯通，但是却沿着海岸形成了一条南北走向、首尾相接、互相呼应的海上“万里长城”。

　　台州处在这张盾牌的中点线上，成为帝国摆放在最前沿的棋子，这是由于它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台州处于万里海防的最突出部位，北接宁波，南连温州，背靠金华和处州（今丽水市），成为联结海陆的枢纽。锯齿形的海岸线上密密麻麻地聚集了2个卫6个所，还有大量的寨堡。登上朝天门城楼，分别向南北望去，想当年，那些城堡、楼寨、烽堠一线排开，何其壮观、何其威严。在古地图上，江、城、堡、山、沙、岛密密麻麻地互相依靠、互相交错，好似一串长长的珍珠链，美丽而优雅。现实中，它们却是一道道高耸的关卡，一座座阴森的堡垒。这条海岸上的“万里长城”好比是一条万余里的大栅栏。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农耕王国被圈在长长的栅栏内，任由墙外的海涛翻涌、激流拍岸。

费尽心思的城防图

　　到达临海的时候已过正午，我在路边的小店买了几只“光饼”充饥，一元一只，又脆又酥，口感很好，一口咬下去，满嘴喷香。我和颇有风韵的老板娘小聊了几句，才知道这饼是以戚继光名字命名的，她说临海以戚继光名字命名的小吃、地名、风俗还很多，她指着城墙说这也是戚继光改造的。

　　告别老板娘，开车绕着城墙周围走了一圈，大概花了10多分钟。虽然我对台州府城墙抱有很高的期待，但还是有太多的意外。工匠的斧凿，轻易就让人参透了他们的气魄和精细。城墙采用块石作基础，有些墙面通体块石垒砌，那些菱形和长方形的花岗岩呈斜纹状交错着，规则匀称，纹路优美，如同一曲凝固的历史交响曲。粗糙的石头在时间的浸润中生出了浓厚的包浆，城墙通体暗红，仿佛披着一层霞光。

　　城墙的每一个微小细节都是历史的毛孔，经过放大，依旧可以窥视到历史的肌理。石头是建筑中最接近永恒的材料，石头的基座让人感觉到城墙的不朽，让进攻者对城墙心生敬畏。我触碰到了城墙的秘密，它在最大限度地追求永恒，这多少显得有些骄纵，却让人百看不厌。城墙环绕灵江走弓背形路线，山脉、水系与城池每个结合部都过渡得很妥帖，最大限度地化解战争和洪水的冲击波。这些弧线的几何之美轻易击败了粗犷的横竖线条构造，在视觉上产生变幻莫测的效果。

　　正当我兴致勃勃地围着城墙长嘘短叹，台州文联的金岳清老师打来了电话，约好在朝天门城楼等候。金老师和他的朋友小陈站在城头，两人安静地对着我笑，照例是问好，寒暄，介绍。他们是土生土长的临海人，更重要的是他们参加了1995年的“江南长城”修复工程以及之后的保护工作，对眼前的城墙知根知底。金老师攀谈起这座城市的历史，从传说到历史，又从历史回到传说，如数家珍一般地细数着城墙的细节。时光从他的述说中从晋代一步步地流转到了现在。作为一个临海人，他很自豪地夸耀着眼前的宝贝，他说台州府城墙是八达岭长城的师范和母本，来过这里就相当于去了八达岭。

　　我到临海时值深秋，斑斓的色彩充斥着城市的肌理，这个时候临海美得让人发呆。我们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从揽胜门登上了城墙，钻进白云楼。楼内摆放着一个巨大的城池模型沙盘，一个看门的老者坐在藤椅上，他挺有雅兴地嘬着搪瓷杯里的茶水。我向老者请教沙盘中的城防布局，想不到他十分能侃，操着一口蹩脚的台州普通话，而且语速相当快，我听得一头雾水。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我尽量保持着聆听的姿态，见我谦虚的模样，他乐呵呵地笑了，咧出了一嘴黑乎乎的烟牙。

　　我们边比划边交流，终于听懂了他的意思，他指着沙盘说：“这是一幅神秘的城防图，城墙将整个城池围成口袋形状。第一道防线是外围的大山；第二道防线是灵江、东湖和护城河组成的环状水系，北部的缺口由北固山封堵，山水将城池夹在中间；第三道才是城防核心，由城墙、瓮城、箭楼、鼓楼、敌楼、水门、马面、城壕、马道、护城河等防御体系组成。”

　　1556年，28岁的戚继光升任台州军事主官，他的雄才大略并不仅仅展现在军事上，同时也是一个杰出的建筑专家。他接过前人接力棒，在固有城阙的基础上，大幅度改造台州府城墙，采用统一的建筑标准，将城墙增高加宽加固，城墙两侧以石条为基座，砖石包砌到顶，增高了城堞，统一垛口高度，创造性地设立空心敌楼。改造后的临海城墙敌楼林立，烽堠相望，一条穷尽心思的防御体系从明代一直奔涌到我们眼前。这条城墙在实际战斗中的防御能力突出，庇护着身后广阔的大地，以及大地上“鸡犬相闻，炊烟相望”的农耕文明。

　　我先后走过平遥、荆州、苏州、大理、桃渚、崇武和莆禧等十多处保存相对完整的城池，没有一处城墙具备台州府城墙的多元性，一应俱全的城防体系，加上山河助阵，化解着一次次降临的巨大杀机。台州府城墙在抗击倭寇的战争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仅嘉靖年间就挫败了倭寇4次攻城战，叫倭寇一次次望城悲叹。

　　马蹄的铿然声已经消散。临海城在几个世纪中的嬗变并不大，紫阳街、府前街、井头街、回浦路、西大街、东大街、继光街，纵横交错，坊墙林立，临海保持着完整的明清风格。老街两旁的建筑大都是褐色木头建筑，木头的自然清香飘荡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褐色的立面中错落着一些白墙青瓦的徽派建筑，高耸的马头墙鳞次栉比地连绵在城市上空，划出跌宕起伏的几何线条，延续着几个世纪以来繁华热烈的景象。只消几分钟，我们就从繁华进入了古旧，从现实回到了几十年甚至是几百年前的光阴。老街行人稀疏，偶尔身后骑来一辆丁当作响的自行车，店家长短相错的吆喝声使得街巷变得悠远深长，古城陷入秋天的平静当中，悠闲恬淡冲淡了金戈铁马的历史。

　　这座承载了1600年历史的城墙，在消解了不同朝代的各种力量之后，渐渐归于寂静。1994年，台州市行政中心由临海迁移到了椒江区，临海变成了一个县级市，城墙因此有了多种称呼：台州府城墙，临海城墙，又因神似八达岭长城而被誉为“江南长城”，但是在传统上还是称之为台州府城墙。环顾海疆，这座城墙成为江南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城墙，临海更是成为中国保持最完整的沿海卫城，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明确的信息。

赢了战争输了历史

　　台州府城墙的每一块城砖都有自己的来龙去脉。在城墙上，我找到了一块刻有文字的砖，“公元1995年重修”。这只是很普通的一块城砖，在这块砖头砌进墙体之前，它已经历经了5次大规模的整修，千万块砖头筑起了铁桶般的城池。

　　正是这一块块砖头，严格地执行着海禁政策。所有从海洋延伸过来的道路在这里被堵死了，所有从大陆伸展过来的道路同样走到了尽头，对于海洋和陆地而言，台州府城墙都是尽头，而道路尽头的标志竟然是一块砖头。一块并不起眼的砖头，见证了海洋的兴衰历史，砖头的背后也曾经隐藏着海洋大国的梦想。

　　经过宋元两个朝代航海热潮，中国东南沿海已经形成一条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一条条掌纹一样密集的航海线从中国伸向远洋，与之相关的产业链应运而生，中国俨然成为世界航海中心。

　　进入明朝，一个注重农耕文明的朝代对海洋显示出了漠视。政府没有建立起良好的海洋秩序，缺乏有效的手段管理海上贸易，无力遏制猖獗的倭寇，漫长的海岸并没有给国家带来多少税收。相反，在他们看来，大海衍生的道路充满了阴谋和凶险，那条漂浮的道路流窜着数不清的倭寇和流民。

　　海禁到来了，一扇扇城门砰然关上。一垛垛错落的高墙，阻隔在通往大海的道路上。一座座高耸的关卡上，士兵的箭搭在了弓弦上。一双双虎视眈眈的眼睛，盯着辽阔的海平面。一夜之间，中国海域从樯橹连城变成了一片死海。朱元璋推倒了禁锢海洋贸易的第一块骨牌，接着产生了一连串多米诺骨牌效应，沿海经济大衰退，靠海吃海的近百万民众失业。

　　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海禁越剧烈，走私越猖獗。东南沿海私枭船主与豪强相结合，挟制官府，大张旗鼓地进行海上走私贸易，海盗与沿海贫民也介入走私贸易队伍，与之遥相呼应。当时就有人讽刺说：“片板不许入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人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开始的时候，明政府因少数“真倭”实行“海禁”，但这种行为反倒催生了更多的“假倭”。东南沿海个别地方一度出现“全民皆寇”，在“倭乱”问题上，更多的乱子是统治者自己制造出来的。

　　倭寇的政治野心很有限，缺乏推翻政府的勇气。倭寇头子王直势力最大的时候拥兵20万，在日本和中国外海多个岛屿中建立武装基地，俨然形成了海外之国。他没有选择继续和政府对抗，而是向政府提出开放海禁的要求。一个倭寇的理想在政府看来是过于天真的，浙江总督胡宗宪假意答应了，诱捕王直，枭首传遍海疆。王直的死将倭乱向着越演越烈的方向推进。

　　经过了大规模的平倭战争，沿海迎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但是倭乱极大地消耗了明朝的实力，明朝已经负担不起两线作战带来的巨大压力。隆庆元年，海禁逐渐开放，倭乱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开禁的作用。奄奄一息的海洋经济在明末看到了回光返照的希望。

　　明朝是当时远洋能力最强大的国家，没有哪个朝代像明朝走得这么远，他们骨子里却排斥海洋文明，这是一个奇怪的思维逻辑。

　　这一切始于郑和下西洋，大量的国家资本消耗在7次面子工程中，他们得到的只是万国来朝的虚荣，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好处。他们沿着太平洋到达了印度洋沿岸，发现除了蛮夷小国就是茫茫大海，没有辨证地去认识海洋，反倒产生了深深的误区，坚定地认为只有中国才是地大物博，更加坚信自己就是天下中心，再也提不起关注海外的兴趣。

　　假如郑和下西洋出于商业贸易或者殖民的目的，那么中国将是第一个跨进全球化门槛的国家，中国已经徘徊在全球化时代的边缘，距离近代文明已经触手可及。历史是无法假设的，后人只能在不断的假设中一嘘三叹。

　　七下西洋的热度在海禁中渐渐冷却。大明帝国一相情愿地生活在农耕文明的虚拟繁盛之中，拒绝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的融合，最后在两种文明的夹击下，大明帝国内力耗尽而崩盘。

　　综观整个明朝，对海洋影响最大的三个主角，郑和，郑成功，戚继光，他们均建立了盖世奇功，庙宇遍布东南，然而，他们的面目在时光长河中却越来越漫漶。他们的身影藏进了史籍中，变成一堆叙述不详的文字。

　　戚继光是沿海各地童叟皆知的战神，是庇佑一方的神明，也是当今旅游市场的王牌。在临海，我听到多个朋友如数家珍一般地讲述戚继光，关于他的建筑、地名、文献、传说以及风俗小吃，关于他的长相和性格，在他们口口相传中不断地再生，按照他们的叙述，我可以写出无数个迥然不同的戚继光。

　　在那个即将开启全球化的时代中，我们似乎还可以从海洋的角度来重新解读戚继光。他承袭传统士大夫价值观，厚厚的铠甲下深藏着一颗尽忠的心，一切从国家大义和民族气节出发，他是个大英雄，但他只是农耕文明背景下的时代英雄。在他诞生前7年，1521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率领船队完成了首次环球航行。他辞世的那一年，1588年，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海上霸主争夺战格拉沃利那大海战在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爆发。一个大航海时代来临的年代，戚继光的目光被浩瀚的蔚蓝色所吞没，这是他的局限，也是国人的局限，更是农耕社会的局限。

　　戚继光的主要对手王直，一个深受利益驱使的倭寇首领，一个敢于公开和政府叫板的海商，他的足迹似乎走得更远，依靠航海、走私、掠夺，建立起一个富可敌国的海上王国。中国海洋管辖权落在了倭寇头上，这不得不说是明朝的大悲剧。之后的郑芝龙建立起比王直更加庞大的海盗帝国，他们的理想并不是要成为时代的领航者，而是通过广袤的大海，建立起中国的松浦家族，成为一个顶着封疆光环，操纵着庞大海上帝国的一代枭雄。

　　如今的临海市，已经跨入了远洋时代，在历史的拐点上，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纪念戚继光以及那个远去的时代。

　　注：本文部分数据资料援引《台州府城墙》（徐三见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