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人说：美女记者和茅台，抢了今年“两会”的风头。

　　这当然是一句调侃。不过，“两会”期间，茅台成为热议对象，却是事实。

　　有政协委员提案：公款招待禁用茅台酒。也有人认为：公款吃喝和茅台酒没有必然联系，不应禁止公款喝茅台。这种针尖对麦芒的对垒，显然刺激了茅台酒厂，以至于他们在新产品发布会上，一激动就发出了“公款不喝茅台喝什么，难道喝拉菲”的反诘。这一反诘，又引来更大的声讨。

　　围绕茅台酒的讨论，显然不是针对茅台酒本身，而是针对背后的公款吃喝之风。铺张浪费也决不仅限于公款喝茅台。“两会”期间，一系列有关“三公”经费的数据，出于代表委员之口，令人吃惊。

　　比如，全国政协委员李金华说，如果作风方面稍微改进一下，一年省几千亿元是不成问题的。全国人大代表叶青称，中国全年的公务用酒量是一个“西湖”。而九三学社的提案，则给出每年公款吃喝3000亿的估算。

　　二

　　假如说“三公”经费滥用给民众带来的“痛感”，长期以来被中国人情社会的“温情”以及官场“吃点喝点花点不算啥”的潜规则所掩饰，那么，如今，随着公民纳税人意识的觉醒，随着社会对现代政治文明的认同，随着公民在理念层面对公权力责任和义务的确认，民众心中的“痛点”，正变得越来越敏感。

　　民众日益理解到，“羊毛出在羊身上”，公款吃喝并非与己无关，而是与每个人有关。因此，民意在这一场舆论博弈中，集中、清晰地表明了姿态，公权方不能不真诚地从中自我检点，“认领”民意期待。

　　除了展现民意，这一场舆论潮涌中，另一个有价值的信息则是，抨击铺张浪费风气的“意见领袖”，有相当数量的一批来自体制之内，一些是在任的厅级、省部级官员乃至国家领导人，一些是从省部级官职上退任。

　　这说明什么？起码说明：不但是民众，而且越来越多来自体制内的官员，也认识到铺张浪费的严重性，发出了日益强烈的改革呼声。将体制内的自省，“嫁接”到民意的支撑上，无疑就是解决问题的良机。

　　三

　　如何根本上管好“三公”经费？

　　目前看来，起码有两个层面值得推进，一是宏观层面的公开，二是公款消费具体领域的制度改革，以及对经费使用的监督和问责。

　　解决问题，首先要暴露问题，只有全面公开，才能详细地暴露经费滥用的问题。而数据一旦全面公开，迫于透明化所带来的天然压力，体制内外就会自动形成制度改革的倒逼效应，同时倒逼“三公”经费支出制度的严格执行。比如，近年来关于公车改革的呼声，就不能说与公车经费的公开有关。

　　因此，公开无疑是解决“三公”经费问题的突破口和起点，只有坚定实现公开的突破，问题才能朝着良治通道化解。

　　公开的问题，在2011年已经“破冰”启程，中央政府公开了财政预决算，98个中央部门和北京、上海、广东、陕西等省市公开“三公”经费。不过，显然，公开经费的省市还是太少，2012年会否有更多的地方加入公开的行列？民众正翘首以待。更重要的是，要让这种公开常态化，成为从中央到各级地方的共同选择，还有待我们建立有关“三公”经费公开的一整套制度和法规安排，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公开的强制性。

　　而在“三公”经费支出的具体领域，除了诸如公车改革等关键领域有待突破以省下大笔开销外，更广泛的问题则在于经费管理制度执行刚性的不足，这又涉及监督问责机制的缺失。

　　普遍来看，我们不缺制度，缺的是严格执行。为什么不能严格执行？这一方面取决于内在意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取决于经费使用过程和结果还缺乏有力监督和问责。这包括小到一个乡一个处室内部的监督问责，也包括整个行政系统对各子系统的监督问责，还包括整个国家范围内人大、社会和媒体对政府的监督问责。假如没有这环环相扣的监督和问责，“三公”经费“不用白不用”，谁还会严格执行制度？

　　“两会”期间，诸如“让吃得多少决定仕途”、“铺张浪费入罪”的提案，以及加快制定《预算法》、强化人大代表对财政资金的“看护”等建议，都是冀图在监督问责方面有所推进，尽管提案建议是否可行需要讨论，但这无疑是正确的方向。当然，财政支出并不限于“三公”，整个行政管理费用同样高企，这有待机构精简的持续推进。

　　“两会”结束后，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以极大诚意宣示“权力来自人民”，同时恳切呼吁改革继续推进。“三公”经费关乎政府天责，是行政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愿本届政府在“告别年”，真正做到“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推进“三公”经费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