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婕

　　“我从婴儿开始，就由桃姐照顾，后来换我照顾她，像一场生命的循环”——这并不是电影《桃姐》中的台词，说话的是编剧和制片人李恩霖。《桃姐》，讲的就是李恩霖自己的故事。

　　看完剧本，导演许鞍华“感动得想哭”。她说：“因为我自己也在慢慢老去，64岁，单身，与年迈的母亲相依为命。我开始担心孤独，怕自己太潦倒。”

　　许鞍华的作品，最大的优势在于感性——在朴素而简约的“许氏美学”的镜头指挥下，在那种看似寻常、用大量细节铺排的电影叙事中，观众会不自觉地被一种别样的温情所包围。从《千言万语》、《女人四十》，到《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天水围的日与夜》，不难看出，许鞍华一直对文艺片有一种近乎偏执的、与市场几乎格格不入的坚持，换句话说，她在意的似乎只是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听。

　　到了《桃姐》，仍然如此。正如影片的英文片名——“一段简单的生活”，整部电影中几乎看不到矛盾与冲突，也没有大幅的转承启合，一点一滴都是那么温和而细碎：女佣桃姐终身未嫁，60年来兢兢业业为主人一家老少五代服务。直到有一天，桃姐突然中风，少爷罗杰把她送到了老人院，一段触动人心的主仆情由此展开。尽管有刘德华倾力支持、众星客串捧场，说到底，这仍不是一部“讨喜”的片子。“谁会喜欢看一个老女人迎接死亡的故事呢。”主演叶德娴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但出人意料的是，这部切入点很小的本土文艺片，竟然获得了全世界的关注：影片在去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一举拿下最佳女主角奖，而后包揽了台湾电影金马奖的多项重量级大奖，在即将揭晓的第3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入围名单上，该片又以8项提名领跑。今年3月8日，《桃姐》在制作完成大半年后，终于登上内地银幕。这是发行方早就安排好的档期——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属于“小片”的空间。

　　《桃姐》中的大部分情节，是许鞍华在老人院里“看”来的：比如老人相互戴错了假牙，直到吃饭的时候发觉后再换过来；有的老人终日盯着手里的音乐盒看，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打麻将的场景更是各处可见，牌友之间甚至有特定的“规则章法”。在拍摄桃姐初到老人院的那场戏时，许多老人还以为真的来了新院友，纷纷围上来问长问短。

　　于是，电影“自然而然地就开演了”：叶德娴将桃姐丰富的内心情感投射在自己的一举一动间，表现出如水一般的沉静和清澈；与她演对手戏的刘德华也收起了“天王”的锋芒，在“减法”中回复到自然的状态，不做作、不夸张，也没有刻意的隐藏。

　　原以为《桃姐》是一部催泪之作，但大部分观影时间里，影厅里的氛围是轻松甚至愉悦的，或许正像片中的一句台词说的：“笑到肚子痛，总比哭到心痛好”。这也正是许鞍华化繁为简举重若轻的功力所在——在煽情泛滥的当下，她的内敛就像国画中的“留白”，反而留给观众更多怀旧与思考的空间。以前看完一场电影，回来总是要尽快记下感受，生怕一觉醒来它们便荡然无存。而《桃姐》不用，因为它就在那里，简简单单，自然感人。

　　也是女导演，也是关于“真实”和“简单”，不由想起了马俪文的作品——《我们俩》。片中的主要演员只有两位——一位老人和一个年轻女孩；场景也很单调——北京的一个普通小四合院。但这样一部比《桃姐》投资更小的小成本影片却获得了不少国内外大奖，谈到创作过程，马俪文轻描淡写地说：“就在那个小院儿，我连监视器的位置都没动过，冬天去一趟，春天去一趟，夏天、秋天再去一趟，电影也就拍成了。”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对纯粹的东西丧失了信心？又是因为什么，电影开始变得越来越“大”？ 和许多商业大片一样，为普通人桃姐而拍的故事长达120分钟，但，没有阴谋，没有噱头，摄影机只是一路沿着由充满真实质感的细枝末节堆砌起来的轨道缓缓前进，却自然而然地显现出一种由内而外的端庄——原来，为生活打上柔光，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

　　“顺其自然就好”——这，就是《桃姐》告诉我们的，生活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