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烽

　　有一位非凡的浙南女性，上世纪三十年代，在远东曾经为信仰出生入死，突然间消失，再也不曾回来。关于她的故事，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渐渐清晰，而她的全部革命经历，至今还有不少封存在历史的迷宫之中，包括了她的葬身之地，她的骨灰遗骸。

　　1924年入党的女共产党人吴先清（1904-1938），以狂飙式的激情投奔革命。料她当初并不曾想到，她与革命之间，会建立起这样一种极其特殊的“小心翼翼守护的爱”的关系，她更不会想到，有一天，她竟然会担任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谍报组组长。而她曾经留学的革命故乡苏联，也成了她蒙冤葬身之地。

　　二十年来，我一直牵挂着这位名叫吴先清的红色女地下工作者，也曾通过种种途径，用文字勾勒出了她不算清晰的面貌。去年夏天，当我将有关吴先清革命生平的文章摘发在《文艺报》上之后，突然收到了关于她儿子阚文木的消息。我及时与烈士的后人通了电话，听到他兴奋而又苍老的声音。阚文木先生作为一名部队军事院校的转业军人，如今已经从研究所退休，寻找母亲的踪迹，成为他晚年最主要的使命。不久我收到他专门从西安寄来的特快专递，一些极其珍贵的相片和亲笔信件，使我终于能够较为清晰地勾画出吴先清的全部轮廓。

　　吴先清（1904-1938）是浙江早期共产党人宣中华烈士的夫人，台州临海人。曾参加过“一师风潮”，五卅运动。1925年初冬，中共派吴先清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二十一岁的她，放下出生未满月的女儿，乘船抵达莫斯科。而她那个刚刚出生的女儿，因为没有母亲，满月不久便夭折了。

　　寄来的资料中，我得到了一张从苏联原东方大学找到的、极为珍贵的黑白影像照片，上方横贯影印着一行字：中华民国十四年十一月欢送谢林吴三同学留俄纪念摄影。照片中间三位风姿绰约的年轻女性，吴先清便是前排左二手扶椅背的那一位。她完全就像是那个时代的五四女青年，短发，大襟短袖浅色上衣，黑裙，搭扣平跟黑皮鞋，左手搭在椅背上，身材娇小，面容清瘦严峻。我们可以看出她那时候身体的虚弱，这是一个刚刚生育不足月的东方青年女性。与她身旁那个意气风发的同伴相比，她的眉目间并非没有一丝忧郁。她给我们留下了一张侧影，但目光坚定地直视前方。她未来的命运和使命，已然在这张年轻的面容上显现出来了。

　　吴先清留苏不久，丈夫宣中华就在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中被敌人所杀害。以后吴先清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与中国早期共产党人、也是后来中共情报科大名鼎鼎的刘鼎结婚。1928年吴先清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刘莫阳，意思是在莫斯科生养的孩子。1929年冬，刘鼎和吴先清把一岁的儿子送进苏联国际儿童保育院后奉调回国。刘鼎向中共中央军事部负责人周恩来报到，被分配到中共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任副科长，作为陈赓的副手，开始了隐蔽战线的特殊战斗。而妻子吴先清在不久之后，也到了中央特科，在丈夫刘鼎领导下负责地下交通工作。从此，吴先清转入地下，开始了她惊心动魄的红色间谍生涯。

　　1933年，刘鼎夫妇在敌人的追捕之中，躲进了上海茶人吴觉农先生的家中，而他家的贴隔壁就是当局警察厅长的家。当年我写《茶者圣——吴觉农传》中，专门讲到了吴先清的同学、也就是吴觉农的夫人陈宣昭在阁楼里为吴先清接生的事情，那孩子就是如今已经年近七十的阚文木。

　　1935年，吴先清已经是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组长。5月，内部出现叛徒，组织迅速通知吴先清从日本撤离回国。9月，吴先清化名罗莎·拉库洛夫，由党组织秘密送往苏联，进入莫斯科马列主义学院。

　　命运让她再一次回到故地，在莫斯科，她竟然找到了已经八岁的刘莫阳，并接他与她同住了个把月。不幸的是不久后孩子被强制送回，吴先清也蒙冤入狱。她是被诬蔑为“日本间谍”，于1938年在苏联“肃反”扩大化运动中不幸遇难的。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想那个名叫刘莫阳的男孩子，还有那个名叫阚文木的男孩子，他们还活着吗？如果还活着，他们会在哪里呢？直到那天我接到了阚文木的电话，意外的好消息让我抱着电话筒几乎要跳起来：太好了，太好了，吴先清的两个儿子都活着，而且都在国内。

　　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张刘鼎与刘莫阳的合影，父子俩笑微微地坐在户外的草地上，刘莫阳身着西装，眉目清秀，父亲刘鼎笑嘻嘻地用左手托着下巴，父子俩的神情都非常开朗喜悦。照片反面的说明文字是：1950年，莫阳和父亲在莫斯科运河边。年轻的刘莫阳那时已是苏联莫斯科财经大学的大学生，脸上有着青涩年华的快乐与忧伤。阚文木先生告诉我，1950年，刘鼎作为前往苏联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副团长，在莫斯科找到了刚刚在莫斯科财经大学毕业的大儿子刘莫阳，儿子那时连一句中文也不会讲。做父亲的把儿子接回国，又送进北大学习中文，1952年入财政部工作，以后先后在中央编译局、军科院、人民画报社工作，直到1982年去世。

　　阚文木和哥哥的命运也有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自小未曾得到父母哺养的孩子，阚文木在母亲的故乡临海一直长到四岁，爷爷把他接回了老家。十七岁那年，正在读书的阚文木响应抗美援朝保家为国的号召，报名参军，进了四川空军学校，任区队长兼教员。兄弟俩1964年有过一张合影，那时候刘莫阳在军事科学院外军部，而弟弟阚文木则在炮兵科学院第五研究所。两兄弟，两军人，一模一样的军装，一模一样清瘦的长脸，要不是刘莫阳脸上那副眼镜，真让人分辨不出伯仲。

　　阚文本告诉我，兄弟俩都知道母亲失踪了，但谁也不提这个事情。而此时的父亲已经成为一位威严的深藏着秘密的革命老人。他的书房里摆满了书，阚文木说他从来不敢进去，即便是请父亲吃饭，也只敢在门口叫一声。

　　有谁知道刘鼎内心对吴先清的思念呢？看着两个人高马大的吴先清的亲生儿子，刘鼎怎么可能忘却他的结发妻子、革命战友呢？阚文木先生在他的亲笔信中这样告诉我：

　　……可惜我没有把握住我妈妈这些老战友的晚年期间去多采访他们，甚至我也没有从我父亲的讲话里讲述过我母亲生前的一些生活工作细节。这也可能是因为政治原因。他自己的历史也直至去世前三个月，中央组织部才派人来北京医院刘鼎的病床前宣读平反决定。当天我也正在医院照看着也已经是神智不清的父亲，听中组部的一位顾问给他宣读彻底平反决定后，只说了三个字“我站曾（四川话口音）”。父亲背了一生的包袱，国家安全部1984年6月25日给我母亲的调查结论我父亲也可以说至死都不知道。

　　这“我站曾”三个字，究竟是“我赞成”？还是“我战争”？还是“我站正”？这每个不同的解说后面，所接续的意义都是不一样的。直到此刻，我还是没有能力将此想明白……

　　阚文木先生给我寄来了的亲笔信，这七十岁的老人无限深情地写道：

　　“在我的记忆里，我很怀念她，妈妈，我很想她。从小到大，直到今天，我看到别人妈妈，我都很不是滋味。记得我在四川上学时胃病痛得非常厉害……两天没进食了……没有亲人在身边，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住在学校的学生宿舍里，有谁来照料，想要有妈妈该多好，多幸福。”

　　1978年，经国家安全部、临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及许多老同志的努力，吴先清终于被定为“因公牺牲”。而如此定性，大概因为实在是找不出相应的词语来界定这样的事件了吧。这位伟大而隐秘的革命女性，就如一株不动声色的紫罗兰，一直就开放在那遥远的不为人知的地方。这略带神秘的花朵，颜色如梦幻一般，美丽而稍纵即逝，花语为“小心翼翼守护的爱”。

　　怎么能够忘记她呢？这神秘的紫罗兰，这小心翼翼守护的爱——她的名字叫吴先清！她的名字叫吴先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