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

　　先从我的愤青时代说起。

　　那是80年代末，整个社会都充斥着一股很强的批判味儿。我在东南大学上到大二，已公开向老师们宣布：没有人可以教我了。

　　当年我们那一代人当中，或许我想问题会更深入一些，更具探索性。很多人在批判，我则总在问一个问题：批判完了我们做什么？这种对于“建设性”的觉醒，源于我在大学一年级时遇到的校长和恩师钱钟韩。

　　钱钟韩校长是钱钟书先生的堂弟，是一位大家都非常尊重的学者。他教我们如何向教师挑战：“你们不要迷信你们的老师；你们的老师可能前一天根本没有备课，你要认真准备的话，你用三个问题，一定会问到他在台上下不来的”——他认为只有进入这种状态的学生才是他认为的好的学生。

　　刚入学就有人来指点你，这是很幸运的事！所以我到后来胆量很大。硕士毕业时，我的论文答辩全票通过，学位委员会最后却没有给我学位。“这个学生太狂了！”之前已经有人给我传话，告诉我若不改论文就没有可能获得学位。我一个字也没改。

　　十年后的1997 年，我参加东南大学80 周年校庆，当年系里的一位青年老师说我变化太大了，“一点儿也不酷啦。”

　　十年，正是妻子对我的改变，让我变得温润平和了。她对我的影响深远而又无形，其实到今天为止，我当年的那种劲儿还埋藏在很深的地方，但是它的外面多了很湿润、温暖的东西。

　　2007年，妻子站在我新完成的建筑（中国美院象山校区）面前，对我说：“别人不喜欢很难的，因为它有很温暖的东西让你感觉到你会爱上它。”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个变化真的很大。那已是又一个十年过去。

　　这种蜕变你很难自己知道。蜕变之后你还能回到你一开始的那个原点的地方。这个原点，它是一种普通的生活，但又不是平庸的生活。

　　我一向认为我首先是个文人，碰巧会做建筑，学了做建筑这一行，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我看问题的视野就不太一样。

　　我晒太阳，看远山，好像想点什么，好像没想什么。我能这样度过整整一天。你能看到，春天，草变成很嫩的绿色，心里一痒。当我用一种缓慢的、松弛的、无所事事的状态来看它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无所事事是很难学的一门学问。但我逐渐学会了。无所事事时，突然间脑子里有东西闪过，站起来，一提手，把该画的东西画出来，再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憋着想，这样还是那样。我结婚后的第一个七年时间，我都是这样度过。

　　这种感受是来自心性的。关键这个心性自然了，滋养了，你就朦朦胧胧发现，你想做的建筑，要传达那种文化里最好的状态和精神，你用一种很急的心态是做不出来的，用简单的摹仿也没有意义。首先一个人的心性变化，看待人、自然，你真正的眼光发生了很敏感和很细腻的变化；你看进去了，又看出来了。你看下雨，看很长时间，雨怎么下，从屋脊顺着哪条线流下来，滴到哪里去，它最后向哪个方向走。你会对这种事情感兴趣。你就会想，有没可能做一个这样的建筑，让大家清楚看到，雨是从那儿下来的，落到那儿之后流到了那儿，从那儿又流到了什么地方，每个转折、变化都会让人心动。

　　经过这七年，我发现了内心里最适合自己的东西是哪一种。我想讨论一个和生活最有关系的建筑：中国园林。白居易有三间平房，前面一小畦菜地，再用竹篱简单围一下，这中间就发生了变化。它一定是有什么在里面。所以从那儿开始，可能从那儿开始，我任何一个建筑都是园林。不管表面上像园林的还是外表八竿子打不着的，都是，它已经用各种形态进入到我的建筑了。

　　在这些年里，我跟很多工匠建立了很好的友谊。我开始对材料、施工、做法，变得非常熟悉。我亲眼看到每一颗钉子是怎么敲进去的，每一块木头是怎么制作成型的……彻底搞清楚这件事的全过程。我做后面的每一个建筑，可说是在对这件事极为了解和熟悉的基础上施行的。

　　基本上，我在追求一种朴素的、简单的、纯真的、不断在追问自己来源和根源的这样一种生活和艺术。

　　（原载《生活》杂志，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