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的实际效应与常人的理解多半是相反的。时下我若说，人民币升值可助“中国制造”走出困境，相信也会受到质疑。

　　然而如果做点深入分析，我们便会发现人民币升值效应的另一面。事实是，升值或可推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摆脱目前的困局。

　　何以见得？得先从“中国制造”目前面临的困难成因谈起。客观地来看，困难并非人民币升值引发，而反映了一个无情的现实，我国在某些低端产品制造方面曾经拥有的比较优势正在消失，新的优势迟迟不见形成。丧失优势的主要原因，在于制造业以往赖以扩张的关键要素与条件的逆转，以往我国制造业赖以快速扩张的三要素——廉价劳工、廉价土地和“廉价环境”，都在此次金融危机前后开始打住。这样，原本依赖廉价要素扩张的行业与企业的日子自然日感难过，不得不寻找别的出路了。

　　就目前态势来分析，工资以及宽泛的“用工成本”的快速上涨比别的两个要素约束来得要快些，而用工成本上涨过速对于中国已经形成的面向出口产业比较优势的削弱，远大于别的两个要素。原因在于，以往多年中国引进的外企产业尤其是面向出口的制造业，多半属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成本的快速上升，对此类行业伤害最大。

　　接下去就劳动力市场自身的情形来看，导致市场逆转的变局同时来自供求两个方面。在需求一边，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规模过大且未能适时升级淘汰，产生了对低端劳工的扩张性需求。在供给一边，随着“计生”一代劳工成为劳动力市场主力军，劳动供给增速下降，“自愿失业者”增加。由此导致了劳动力市场天平向劳工一方的倾斜，因而导致了工资与劳工成本的上升。在这同时，政府适时的强化劳动者福利与保障的制度建设，则加速了这个逆转。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变化原本应转换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制造业本应及早舍弃附加值接近零的行业，但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搅乱了刚刚露头的调整，刺激政策则推动了低端产业的进一步扩张。

　　因此，导致目前“中国制造”困局的主要因素，是原有比较优势的丧失。成本一边来看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是劳动成本的上升，外加“招工难”，而并非人民币汇率升值。如果设想汇率一直维持在“8元时代”，此类低端制造业继续扩张，则劳动力供求缺口还要大！

　　非常清楚，要摆脱正在抽紧的困局，短期出路是治理通胀与继续抑制房价，长期出路则在于制造业转型升级，下决心淘汰一批附加值过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加环境成本大的行业，而腾出资源以扩张较高附加值的产业。这样显而易见的事要做起来则难上加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多年形成的区域竞争格局下，各地方政府出于区域利益考虑，都想铺摊子而没几个愿意收缩。即便沿海淘汰了，内地则会立马“承接”而去，并把那些沿海腾出的劳动力“锁在”本地。

　　解决这个悖论的突破口之一是积极的货币升值。升值将同时从产出需求与投入供给方面发挥积极效应，以“有限震荡”的方式促成全国范围的制造业优胜劣汰，实现转型升级。产出需求一边，升值犹如一次全国性企业的“卡特尔”行动，导致所有出口产品价格上涨，出口数量减少，从而逼迫那些微利企业及早关张。从投入一边来看，升值将降低进口能源、原材料尤其是进口设备与专利技术的价格，从而助国内企业技术升级。升值可望带来的另一重好处，则是改善国内产品与要素市场供求态势，加剧国内市场竞争，抑制物价。而物价下跌则有助于缓解工资上升的压力。经济学早就揭示，劳动者生活成本决定着工资水平，这也是著名的“李嘉图铁的定律”的要义。

　　（作者为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