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副主席对美国的访问已结束，两国媒体对此访的评价基本都是积极的，访问也确实达到了预期效果。但是，期待一次访问就能解决多少实际问题并不现实，很多扎实细致的工作还有待在随后的日常交往中逐步完成，尤其是对于双方互信不足这个老难题，更需两国拿出更多的政治智慧，用实际行动而不是说教性言辞来改善。

　　中美缺乏互信从根本上说有两个原因：一是两国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这导致双方的共同语言先天不足。二是中美又处于力量此长彼消、变化剧烈的特殊时期，霸权国家和崛起国家之间的猜疑难以避免。

　　在双方的实际接触中，一方面，两国都认为对方的做法有失公平、规范，从而放大了相互间的敌意；另一方面，各自国内又都存在一批对对方强烈不满的群体，他们均倾向于认定对方的很多言行不怀好意，并惯于做出悲观预言。虽然其在各自总人口中的比例不大，但因其执着于通过各种渠道大肆渲染自身的主张，时常会影响国家的外交基调。而那些不甚关心国际关系或对对方感情复杂的人则基本保持沉默，因此给世人造成中美之间的冲突此起彼伏，且老问题长期无法解决的印象。

　　但同时应该看到，中美之间还是存在很多和谐相处因素的，如：中美没有领土争端，两国国民个性接近易于相处，两国人员交流相对频繁且在各自政府中存在大量的“懂你”派，这些因素为两国在现有格局下进一步改善关系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目前双方的冲突也存在很多被渲染的成分，实际上从中美两个民族之间的感情来看，在相互认知中的正面成分总体上肯定超过负面成分。

　　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利用现有优势打破一些负面因素的阻碍，推进中美关系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为改善双方的互信状况，中美一直在加强对话与交流，但客观来说，在很多场合中热烈友好的气氛并不能掩盖长期各说各话、重形式甚于实质的现实。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两国缺乏一个共同认可的标准。互信依靠的是双方信誉的长期积累，如果双方的行为均符合某种规范并可以为对方所预期，就能逐步建立起互信。所以，一个合理的设想是，不要总试图告诉对方该怎样做，而是应在现有条件下从细节入手，拿出一套双方具有共识且有可操作性的制度，来统一规范各自的行为，以最大限度减少误解。

　　具体来说，可以包括如下几点：

　　——透明制度：两国涉及对方的相关决策都要尽可能做到透明，以减少信息不足带来的困惑和疑虑；

　　——通报制度：要努力了解对方究竟担心自己什么，对方如何评估自己的战略动机，对方如何认定自己决策的背景，并及时就可能存在分歧的重大问题主动、尽快向对方做出解释，努力降低误解出现的几率。

　　——交流制度：要始终保持信息交流渠道的通畅，不因具体纠纷而关闭主要交流渠道，尤其要改变行政交流一统天下的模式，切实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地方政府、民间组织和重要个人之间的交流。两国的各级部门要为此提供便利，做到无论什么事情发生，双方总有渠道将自己希望表达的信息传递到对方最高层。只要交流渠道顺畅，中美两国政府各自具有的理性就足以防止冲突严重升级。

　　——尊重原则：中美各自国内存在不同的声音本属正常，但至少官方言论要尽可能做到前后一致，尽可能事前通报，尽可能避免过激言辞。在缺少互信的背景下如果能保持相互尊重，至少可以为进一步沟通保留空间。如果确实需要对对方的某些行为进行报复，也要努力做到有理有节，目的在于警告而不是损害对方。

　　为达上述目的，中美要尽快制定出一套双方都认可的释疑规程和实施细则，说明相互必须至少透明到哪一层次，解释到哪一步，具体允许对方参观自己的哪些设施，出现纷争后什么级别的官员必须多久就能见面沟通，对方仍存的疑虑可以通过何种方式来进一步化解等，并将其制度化。这是上述各项举措的核心，须尽快落实。

　　中美间绝非如媒体所言是情人关系，因为两国关系主要靠利益而非感情维持，但也并非一定会成为敌人，因为两国间除了共同利益多于分歧，还有一些好感。未来何去何从，还取决于双方领导层的共同努力。当前的现实是，中美间存在的问题都清楚地摆在那里，大家心知肚明又无可奈何，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落实政策设想的机制框架，没有双方都接受并遵照执行的行为规范，讲再多的大道理、向对方提出再有说服力的理由、设定再美好的政策预期都没有实际意义。

　　我们今后可能会继续长期遭受美国的不公平对待，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无法采取主动。美国已经从过去不太关注中国高层的人事因素转变为对我们领导人的个性脾气甚至言行风格都保持极大兴趣，表明其在了解中国国情方面已经更为成熟。而“炸酱面外交”更显示出美在对华施加影响方面变得更为深谋远虑。中国同样也该改变传统思维，从了解美国、顺应局势入手，为解决中美关系中的难题进行新的尝试。可行的选择包括：从过去“以经贸联系促政治和谐”的交往模式，转变为经贸与政治、社会交往兼顾的模式；从以往用利益吸引维持对美关系的模式，转变为利益因素与利益外因素相结合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