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印第安纳·琼斯》，有一幕觉得别具意味：德国军队抓住了琼斯父子，一个德国军官手里拿着一支钢笔，轻佻地抽打着老琼斯的脸，老琼斯忍无可忍，一把夺过对方的钢笔，说：“你要是多读两年书，就不会这样了！”那位德国军官顿时满脸通红，尴尬中不知如何应对。

　　有人说得好，我们可能不一定清楚这世上什么才是最好的事情，但至少读书是这世界上最不坏的事情。现在的阅读已被分为好几种，如“浅阅读”、“快餐阅读”等，读者自然也是各类形色兼具，“以夜光为怪石”或“以燕砾为宝珠”者有之，孔子所嗟叹的“苗而不秀”或“秀而不实”者亦有之，更有一个个庞大的爱屋及乌的“粉丝”群体。

　　如今，出版业高度发达，已不至于“千篇著述诚难得”，但“一字知音不易求”看来仍是古今同慨。所以，要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读者或曰理想读者，看来首先得“入乎其中”，即要以自己的人生经验去体悟、揣摩、想象作品所隐含的幽微、朦胧之处，填补其空白，发掘其内涵，从而领受独到的感悟。这也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所说的“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

　　其次是由感性到理性。阅读过程中的直觉固然重要，但不能一味停留在这粗浅的感受阶段。对李商隐的《锦瑟》、《碧城》及《燕台》等诗作，梁启超曾如实道来：“这些诗，他讲的什么事，我理会不着；拆开一句一句的叫我解释，我连文章也解不出来。但我觉得它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到一种新鲜的愉快。”在对文学艺术作品的阅读或欣赏中，人们一般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可仅有这一点显然是不够的，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此解释得很透彻：“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可见读者如想在认知上与作品有高度的契合，还得融入更多的理性成分。

　　第三是具有再创造的能力。“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或许这已足可令人赞叹，但这只是高要求者自觉必须具备的一种学识与修养，凡主动的阅读其本身就是一种颇有创造意味的活动，因此当如王夫之所倡导的，“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虽然读者的生活经历、文化水准、思想品行、审美素养以至个人境况等各有不同，阅读同一作品、同一意象，其感受和体悟也必然大相径庭，但都应有只属于自己的新的发现、突破和超越。例如《阅微草堂笔记》，虽然艺术上不及《聊斋志异》，但鲁迅别有洞见，认为其“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以及对社会的攻击，“很有可以佩服的地方。”而在此要佩服的，也就是像鲁迅先生这样的理想读者。

　　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一个民族的精神素质也就取决于人群中理想读者的比例。可眼下所占比例最为醒目的，无疑是那一个个呼啸来去的“粉丝”读者群。毋庸讳言，既为“粉丝”，就难免偏执与盲目，“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久而久之，由偏狭和短视而导致的不分珠玉砾石便会成为自然的事。虽说读书基本上是个人之事，但鉴于当下书香氛围在整体上并不浓厚以及诸种怪现状，优秀文化的传承显得尤为迫切，由此看来，还是非常需要有越来越多的理想读者的感召与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