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若茜

　　73岁的樊锦诗，1.55米的身高。体重从来也没有超过100斤。在西北风沙经年累月的吹刮下，她的掌心留下格外明显的白色干纹。当我忍不住用手指去轻触她褶皱的手背，她低嚅着：“这就是老太婆的手。”

　　一张摄于1965年的照片，照片中的樊锦诗排在队伍的最前边，距她来敦煌不过两年，26岁的年纪，脸庞笑靥如花。拍摄这张照片是为纪念敦煌文物研究所有了第一辆汽车，大家最后一次徒步进城。

　　对延绵千里、纵横千年的敦煌石窟而言，48年仅是苍茫瞬间，却足以让一个坚守者从少年变成老者。

　　樊锦诗，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驻守敦煌48年。与她一起对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作出贡献的坚守者名单很长，樊锦诗之前有常书鸿、段文杰、史苇湘、霍熙亮、李承仙、施萍亭……当然，还不断会有后来者接上。

　　他们用毕生的生命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与毁灭抗争，让敦煌石窟保存得长久一些。

　　艰苦的第一天

　　敦煌莫高窟又叫千佛洞，孤处沙漠戈壁之中，东面是三危山，西面是鸣沙山。北面最近的村舍也在30里戈壁滩以外。

　　樊锦诗祖籍杭州，出生于北京，成长于上海，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

　　1962年毕业实习，樊锦诗和其他3名同学被委派前往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第2年，她大学毕业，常书鸿写信到北大要人。面对艰苦的生活环境，樊锦诗内心犹豫过，但最终还是去了。她把父亲写给学校的抗议信偷偷藏了起来，就因为担心别人说自己明里一套，暗里一套。“那个时代的人思想就是单纯，不过我觉得单纯也挺好的。”樊锦诗说。

　　但是一旦要来这里长久生活，就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最大的落差是没水没电。房子和家具都是土块垒的，门是透风的，房顶是用报纸糊的，晚上睡着觉，老鼠就能从房顶掉到炕上。

　　“由于房间里没有卫生设备，深夜要到外边上厕所，刚迈出门，就看到黑乎乎的一只耳朵在摇。我想，是狼吧？心头一紧，急忙回屋把门拴上，一夜没睡好。凌晨实在憋不住，想想狼也该走了，起床一看，是头驴。”来这里的头一个晚上，让一直生活在大城市的樊锦诗苦不堪言。

　　“一上洞窟就忘了生活，觉得震撼、惊奇，古人这么厉害，留下这么好的画。一下洞，看到周围灰秃秃的光景，心里又觉得荒凉。”尤其是到了秋天，风一吹，树叶就簌簌往下落，道路两边是树林，树林两边是山坡，山坡更远处是无穷尽的沙漠戈壁。

　　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成立于1943年，是常书鸿先生着手筹建的。筹建之初，所址设在千佛洞旁中寺内。至明朝后期封闭嘉峪关，千佛洞已荒置近五百年，荒凉破败异常。所里除几个工作人员之外，唯一的人烟是上寺一老一少两个喇嘛，下寺一个道人。

　　老一辈“敦煌人”终日与石窟菩萨为伴，上洞临摹、下洞种菜、孤单行路。

　　这里物资昂贵，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他们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辆借来的木轮老牛车，来回七八十里到敦煌县城去买工作和生活用品。春天，他们在上寺旁边的田地里耕作劳动，自给自足。冬天，他们在莫高窟前的宕泉河里破冰取水。为了解决照明，他们还自己动手投入到水电站的修建中，尽管只看到灯泡发亮瞬间，随即熄灭，却也为他们带来长久的欢乐。

　　“我来的时候，研究所的队伍已经扩大至40余人。常书鸿和段文杰这些老一辈敦煌人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都能坚持下来，他们的精神深深感染着我。”樊锦诗说。

　　“一开始，我只承诺老彭在这里待3年，3年后就去武汉跟他结婚。后来遇上‘文革’，根本无从谈论工作调动的事情。等‘文革’结束，段文杰先生总是劝我不要离开，而我对这里也产生了感情，不愿意再离开。”

　　于是，她只深刻记得来这里的第一天，是失落的，是艰苦的，是需要憋着不上厕所眼巴巴盯着天花板过一夜的。随后48年里的每一天，只是庸常岁月中极为普通的一天天，就像只要风吹，鸣沙山上的沙就会飞扬一样。

　　理想的坚守者

　　为什么来敦煌，面对别人无数次追问，樊锦诗总是说，是那个单纯的时代环境造就了他们这一群人。“不单单是我，我们那代人都这样。”

　　张大千震惊于精美的石窟艺术，于1941年和1942年先后两次来敦煌，潜心临摹洞窟内壁画，随后，前来采风的人很多，留守的人很少，他们的行为不难理解。

　　常书鸿先生，留学巴黎学习绘画，倾倒在西洋文化。他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首次看到《敦煌图录》时的“惊鸿一瞥”，从此许诺，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他的半生坚守由此找到动因。

　　我总觉得，樊锦诗，除了那个单纯的时代环境，除了受老一辈“敦煌人”的精神感召，总还有些别的原因。

　　直到看到她办公桌上那两本重达10斤的8开本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才找到一些答案：她一直希望能在考古方面做出一些成绩。

　　1962年，樊锦诗随宿白先生到敦煌莫高窟实习。宿先生是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创立者。他提出运用考古学全面记录的方法记录下石窟全貌，为石窟保存科学的档案资料。

　　“我来这里的任务就是运用老师传授的知识，完成老师交待的考古任务。报告写不好，我始终没有很好完成本职工作，所以一直觉得很歉疚。”

　　拖了几十年，现在《敦煌石窟考古全集》第一卷终于顺利出炉。“这份多卷本考古报告拟记录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在内的三处石窟，逐窟记录洞窟位置、窟立外面、洞窟结构、洞窟塑像和壁画、保存状况、附属题记、碑刻铭记等，这次完成的是第一卷，之后还需要编撰100卷左右，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最终完成。”

　　樊锦诗说，刚来的时候开展过一些工作，后来因为文革被迫中断。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们才又将编写石窟考古报告工作提上日程。但当时限于考古专业技术人员缺乏，始终难有推进。

　　进入90年代，等一切条件都成熟了，敦煌研究院院长这一行政职务又占去了她太多时间。想要匀点时间给钟爱的专业，就要想尽办法从“海绵”里挤。

　　“考古工作非常枯燥，不是数据就是公式，所以要静下心来做。我有时候好像坐不下来，到夏天院里的事就更多。我只希望能先把头开好，把第一本先做出来，就算自己老了，今后这项工作也能在研究院继续下去。”

　　2006年，第一卷考古报告初稿完成，樊锦诗拿到北京交给90岁高龄的宿白先生过目，先生觉得不行，干脆就又重做，如此又反复修改了几次，直到今年才正式出版。

　　就像很多人是为艺术献身敦煌，樊锦诗很多时候是在为自己的考古专业、学者理想坚持。

　　现在的敦煌，有淡、旺季之分。赶上旺季，南来北往游客熙熙攘攘，一入冬，淡季来临，敦煌又好像复归到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那种寂寥。樊锦诗说，尽管现在身处纷繁复杂的环境中，自己的内心一直还算安静的，心里始终有一颗向学向静的心。

　　保护的新课题

　　常书鸿先生曾在书中描述他初到千佛洞看到的景象：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沙人夜宿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垣残壁中随处皆是。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继续遭受大自然和人为毁损的厄运。

　　常书鸿来时只带了5个人，他们担负起保护和研究的双重任务。其间清除流沙、修建洞窟间的临时栈道、安装洞窟窟门、制定洞窟管理规则、对莫高窟崖体进行加固。后来，敦煌研究所又传到段文杰先生手上。

　　等到1996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时，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已经过了最初的看守式保护和抢救式保护阶段。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保护课题不断摆在樊锦诗面前。

　　1998年之后，敦煌的旅游急剧升温，为了一睹千年石窟的艺术魅力，游人像潮水一样一拨拨涌来，这无疑加剧了对石窟壁画和彩塑的破坏。

　　樊锦诗非常矛盾，“我觉得敦煌作为世界独一无二的遗产，我们应该给大家服务好，给他们看。可是这些洞窟最少600年，最多有1600年，而且这些壁画是用泥巴在石头上涂的，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你说它还经得起过多的参观吗？”

　　樊锦诗的担心是有确凿根据的。“我们找到同样地方1908年的照片和2002年的照片进行对比，不看还好，看了之后就觉得担心，本来很清晰的但现在有点模糊了，有的地方已起斑驳了。”这给她一个警示：敦煌在不知不觉中老去。

　　于是，樊锦诗大胆提出“数字敦煌”构想。在2003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樊锦诗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提交了一份《关于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设施建设》的提案，2007年底，国家发改委批复了这个项目，选址在保护区外，整个项目包括依托先进数字技术打造的“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和治沙、安防、崖体加固及栈道改造3个子项目。

　　樊锦诗这样解释她提出的概念：“准确地说，数字敦煌有两层含义，一是将数字技术引入敦煌遗产保护，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二是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相关资料，通过数字处理，汇集成电子档案。”

　　在她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正在解决，一个全新的“数字敦煌”正向人们走来。樊锦诗对促进敦煌文物的保护事业做出的贡献，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可。学术大师季羡林在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极力称赞樊锦诗，他用了一个词：功德无量。

　　现在，敦煌石窟正加速走入大众视野。曾经的屈辱、荒凉、颓败成了人们反复提及的历史，映衬现在敦煌石窟的有序与欣欣向荣。但我们同样难以忘怀那些为敦煌的研究、保护、扬名开疆辟土的老一辈“敦煌人”的坚守。

　　去莫高窟采访，印象最深的就是那片墓地。那是一片低矮的坡地，正对着莫高窟的标志——9层楼。这寸草不生的坡上埋着10多个人，常书鸿、毕可、龙时英、窦占彪、段文杰、贺世哲……他们生前，以自己的方式守护敦煌；死后，依然守望着莫高窟。

　　“我死了，肯定是要埋在这里的。”年过7旬的樊锦诗早已看破生死，毫不忌讳。

　　敦煌这块土地接纳了太多的“痴人”，有大痴、小痴，有出于公心、私利。但可以称之为坚守者的人不多。坚守的意义不在于每一天都过得多少轰轰烈烈，而在于平凡的每一天，堆砌出的是沉甸甸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