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穿2011全年的欧债危机愈演愈烈，从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蔓延至比利时、意大利。欧债危机的根源何在，又将如何演变？2012年，它会否蔓延至欧元区核心国家并最终冲击欧元区的完整？欧债危机的警钟为谁鸣响？

惊魂一年

　　2011年欧债危机的舞台上是双主角：希腊和意大利。希腊最早倒下，1月到3月，标普、穆迪和惠誉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先后下调希腊主权评级，欧元区顿时风声鹤唳；然而，就在10月底欧盟应对危机峰会通过一项“迄今为止最有力度”的综合援助计划后不久，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突然提议对该援助计划举行全民公决，顿时使该计划能否顺利实施蒙上了阴影，举世皆惊，全球资本市场遭遇重挫。在又惊又怒的德法领导人发出“滚出欧元区”的威胁后，帕潘德里欧撤回公投提议，不久就黯然下台。

　　意大利的风暴后起，但与希腊的危机交织，时时牵动着世界的神经。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刚刚在G20峰会后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提议，债券市场立即给了他当头一棒，11月9日，意大利十年期国债利率飙升至7.5％，一举突破7％的危险警戒线。此前即使丑闻缠身也稳如泰山的贝卢斯科尼，终于被债务危机击垮，无奈辞职。

　　在意大利和希腊身后，南欧诸多难兄难弟也都没消停过。西班牙由于债务危机提前大选，反对党胜得毫无悬念，拉霍伊接替萨帕特罗成为下任首相。是巧合，更是必然，至此，“欧猪五国”（PIIGS ：Portugal—葡萄牙、Italy—意大利、Ireland—爱尔兰、Greece—希腊、Spain—西班牙）在这一年都实现了政府更迭——爱尔兰总理考恩与葡萄牙总理苏格拉底此前分别在3月和6月辞职。

　　三大评级机构则持续为做空欧元加码：11月24日至25日，它们一口气下调了葡萄牙、匈牙利、比利时三国的主权评级，其中葡萄牙更是沦为垃圾级。

　　作为欧元区核心国的德国与法国，在乱局面前显得左支右绌、力不从心。萨科齐和默克尔的处境，可以用“内忧外患”“同病相怜”来形容。外部，奥巴马嫌欧洲成为美国经济复苏的最大绊脚石，不止一次隔空喊话，敦促德法拿出给力招数；世行行长佐利克则干脆明言“某些欧盟领导人”缺乏“大视野”；国内，德法都面临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滞，德国选民担心成为“失败国家的自动提款机”，使默克尔支持度不断下滑，其领导的执政联盟更是在地方选举中接连败北；萨科齐的支持率也落后于反对党候选人。

　　然而，就是在救火“正副队长”德法之间，也常常貌合神离，同床异梦。承诺过度而兑现不足，是欧洲政客的通病。漂亮话谁都会讲，一涉及埋单，退避三舍就成为常态。德法在减记希腊债务、发行欧元债券等细节上都一度吵得很凶，说到底都是在“谁出钱”的问题上纠缠。

　　心态如此，行动效果当然要打折扣。3月，欧盟峰会就号称已为欧债危机推出“全面的解决方案”，到7月的峰会，又宣称形成了“最终的解决方案”。而实际上，到10月峰会，一揽子协议还是没有出台，却再次被冠名为“终极方案”。12月，欧盟不得不再次召开峰会，但修改欧盟条约以严肃所有成员国财政纪律、从根本上解决欧债危机的美好愿望依然落空。由于英国的反对，27个欧盟成员国中只有26个同意缔结一份新的政府间条约来推进财政联盟建设。立刻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一做法将在法律层面上留下隐患，新条约对解决欧债危机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可以预见，这样的“救火峰会”不会是最后一次，欧债危机带来的间歇式市场恐慌仍将发生。

自酿苦酒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欧猪五国”在债务危机上的核心问题也各有不同：希腊和葡萄牙的主要问题是产业竞争力不够，比如希腊经济主要靠旅游业，而葡萄牙则是纺织、制鞋和酿酒，高科技产业微乎其微；西班牙和爱尔兰的麻烦在于房地产泡沫破裂，爱尔兰房地产价格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近10年涨幅甚至高于纽约，西班牙则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房地产危机；意大利正面临人口老龄化，使劳动生产率无法快速提高，而工资的上升使工业制成品出口价格上涨迅猛，削弱了国际竞争力，从而增长乏力。

　　也有相同的原因，首当其冲的就是入不敷出的高福利制度。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欧盟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占其成员国GDP总量的27.2%。靠借债维持的高福利制度既增加劳动力成本、降低经济竞争力，又削弱了政府刺激经济的能力，最终，各国只能借债还钱，陷入恶性循环。

　　欧元区在设计上存在严重缺陷，则在客观上助长了危机的发展。以希腊为例，如果说在加入欧元区之前，举债刺激经济（其实主要是搞福利）还要顾忌通胀等因素，一旦加入欧元区，约束条件就大大弱化，因为在其看来，通胀压力可以被其他欧元区国家摊薄。

　　货币政策统一而财政政策分散，使监管形同虚设：欧盟规定成员国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但几乎没有成员愿意严格遵守这些财政纪律。目前大部分成员国都是赤字或债务超标，也一直没有哪个国家为此受罚。当然，最终的苦酒还是要这些国家自己饮下：希腊正是因为长期赤字债务双高，才导致危机爆发。

欧元崩溃？

　　公元2018年10月29日，英国饱受战争的蹂躏，战俘营里，成千上万的男女青年看着自己的希冀一点点破灭。从死尸遍地的比利时到满目疮痍的雅典街头，曾经繁荣的欧洲大陆遍淌鲜血……

　　这幅欧元崩溃之后欧洲的“末日”场景，出现在英国历史学家多米尼克·桑德布鲁克所发表的文章中。

　　其实，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观点与桑德布鲁克类似：“欧洲得以享有50年和平并非理所当然。如果欧元区垮了，整个欧洲也会垮掉，而这一结果是你我所不能承受的。”

　　欧元的形成始于欧洲一体化，而欧洲一体化的目的是避免战争。二次大战的教训让欧洲人明白了只有互相信任才能拥有和平。欧元的诞生是人类最伟大的一场政治创举，它的核心就在于彼此的信任能带来和平。

　　那么，在未来的日子里，欧元是否真有可能消失呢？

　　其实，欧元区10月底开始的新一轮救助，曾被外界一致解读为积极，不但达成了希腊救助方案，也敲定了欧洲金融稳定工具（EFSF）杠杆化方案细节。但人们很快发现，危机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急转直下。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10月底达成的希腊救助方案向市场传递了两个信号，一是欧元区国家进入实质性违约阶段，希腊债务减记50％，这打破了市场对于主权债务不会违约的心理底线，也直接造成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国债收益飙升。二是欧元区破裂的可能性更加现实。在希腊表示要就援助方案公投时，德法领导人就威胁希腊有可能离开欧元区。

　　第二，救助方案并非免费午餐，希腊为此要继续执行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这导致希腊经济在过去18个月内毫无起色，也是希腊国内罢工游行不断、政局动荡的重要原因。

　　第三，随着欧元区越来越多国家陷入债务危机，需要有更多资金支持以解决流动性问题，然而钱从何来？要么从外部借款，要么获得内部支持。但是目前，外部投资者担心其在欧洲的风险敞口越来越大，不敢拿真金白银去堵决口；从内部来看，单独一个欧元区国家，谁都没有能力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目前最合适的选项是欧洲央行充当最后贷款人角色，但欧洲央行救市，相当于用德法的信用补贴其他欧元区国家，进而补贴过度消费。

　　正是由于以上这些原因，才使欧债危机似乎形成越救陷得越深的怪圈，使人不禁担心，“黑天鹅”是否真的会在2012年出现——即希腊退出欧元区。如果这一噩梦成真，那么，它将给希腊和欧盟都带来一场灾难。无力偿债的希腊只有无序违约，失信于国际社会，其国内经济将面临崩盘的危险。而对欧盟来说，希腊退出引发的市场恐慌将使意大利的债务形势骤然恶化。而鉴于意大利债务总额超过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三国总和，占目前欧元区总债务的比例高达23％，因此一旦意大利爆发危机，后果将非常严重。首当其冲的是法国，因为法国银行拥有500亿欧元的意大利债务，这些债务如果出现类似希腊的50%减记，法国银行将大片倒闭。

　　难怪意大利总理蒙蒂称，如果意大利违约，就意味着欧元终结，欧洲的一体化也将终结。

路在何方

　　欧债危机爆发至今，或许全世界不少人在问同样问题：欧元怎么了？欧洲经济一体化还有戏么？恐怕没有谁比欧元当初的设计师们更适合回答这些问题。

　　欧盟委员会前主席雅克·德洛尔是欧元最初的设计者之一，也被视为欧元奠基人。他说，欧元区国家眼下面临的主权债务危机几乎从欧元问世起便已种下祸根，当今一代欧洲领导人应对欧元区固有制度缺陷的措施来得太晚、太少。德洛尔认为，欧元创建后缺乏统一机构对各国的“监督”，欧盟部长理事会应该负责保证各成员国遵循同一经济发展标准，但这一点没有做到。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也有与德洛尔相似的观点，他表示，当初成立欧元区时，原本期望欧洲南部国家会向德国学习，改变以往行为习惯，加强财政自律，从而提高自身竞争力，但事实并非如此。欧元区内部的“南北差异”是欧元区领导人应对当前债务危机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

　　按照德洛尔的说法，欧债危机的解决需要两个前提，一是消防员必须灭火，二是必须建立新体系，只要二者中缺一，市场就不会有信心。

　　欧元能够在这场危机中幸存下来么？德洛尔不改自己力推欧洲统一货币的初衷，但对欧元前景没有盲目乐观，甚至对眼下的情况颇感悲观。

　　不过，应该看到，目前欧债危机遇到最大的问题仍是欧洲领导人行动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信心危机”。处在风暴眼中的意大利，经济实力比“欧猪五国”中的其他四国也强得多。虽然意大利负债规模庞大，但是其债权人主要还是本国居民，而非容易撤走的外资，年期分布也较健康。意大利的汽车、纺织等制造业具有一定竞争力，银行业也有一定的实力，只要意大利真正改革了福利体系，增强了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其国际竞争力就可以得到恢复。

　　因此，欧洲领导人必须行动起来，在解决希腊违约之前改善意大利的经济情况，减少公共赤字，从而避免危机的外溢效应，恢复市场信心。

　　欧债危机并非周转不灵的流动性问题，而是入不敷出的结构性问题，非简单的债务重组所能根治。因此，在出钱救急“治标”的同时，必须一方面启动经济马达“治本”，一方面着力解决欧元区体制的深层问题，包括欧元区货币一体化与财政各自为政的脱节、欧盟协商与决策机制的缓慢和效率问题、欧洲高福利社会政策带来的弊端。

　　简言之，欧洲正沿着从“货币一体化”到“财政一体化”直至“政治一体化”的方向行走，这是“治本”的关键。当然，这个进程会很艰难，也很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