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文敏

　　2011年或许不是一个人们对文学热烈追捧的年份，却因为“茅盾文学奖”评委们是否完整读过10卷本《你在高原》而多少对文学的评判留下了些印象。

　　什么是文学，胡适曾在答钱玄同书信中回答：“语言文字都是人类达意表情的工具，达意达得好，表情表得妙，便是文学。”我们知道，日益世俗化的当代文学，其实从未丧失自我拯救的冲动，而中国作家也从未丧失对文学的信念。只是当网络把写手与作家堆到同一个大卖场上时，故事与叙事的格局也因此而打乱。叙事不等同于故事，叙事显然也大于故事。在写手们忙于整合故事时，作家把哲学沉思的品格和诗性的超越特质注入汉语叙事中。

　　回顾2011年的文坛有影响有力度作品，仍以“老作家”的新作品占据主角位置。王安忆、格非、贾平凹、阎连科、哈金、严歌苓等要挑战的已经不是文坛的趣味，而是自己的思想与表现思想的深度和维度。只是港台作家的作品为我们打开了扇新的窗口。2011年的文学虽然有些寂寞，却如一钩新月在天，清澈如水。

　　为历史与时代立传

　　关于重大历史事件和小说的关系，乔治·斯坦纳在他那本《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中曾讲过一段相当精彩的话，“小说家并不希望篡夺记者和史家的地位。在19世纪小说中，革命和帝国在背景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仅仅局限于背景而已。当革命和帝国所起的作用太靠近核心位置，例如，在狄更斯的《双城记》和法郎士的《诸神渴了》中出现的情形，小说本身在成熟性和独特性这两个方面都会出现缺陷。”

　　但哈金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小说《南京安魂曲》告诉读者的是：小说家的作品或许纯属虚构，但是每个小说家都希望营造真实感。特别是描写现实的小说家，更希望他的小说具有现实感，如果读者阅读时，忘了是小说，更是小说家的成功。小说家还有个任务就是，发现被日常生活所忽略的事实。《南京安魂曲》讲述了自1937年12月13日起的数周，日军的暴虐与大屠杀降临南京这座陷落的都城。美国女传教士明妮·魏特林留守，使金陵女子学院成为国际安全区内专门收容妇女儿童的难民营，保护了上万名中国妇女儿童。书中主角明妮·魏特林实有其人，小说叙述的重点围绕着她展开，她与日军斡旋、抗争，同时还要面对来自中国人的种种状况。小说一直写到她回美国后的命运。作者虚构了一个明妮的助手——高安玲。她的儿子留学日本，娶了日本妻子，战争迫使他做出选择，反战的他随日军来华，最终被当作汉奸处死。小说结束于战后在东京对日本战犯的审判。高安玲与自己的日本儿媳和孙子相见，却无法相认。

　　老作家的新叙事

　　喜欢格非的读者，爱他那种有点诡异，又有点不明下落，挑逗性极强的文字，但新作《春尽江南》似乎以落寞的笔触写了一群失败者。整个故事发生在一年间，而叙述所覆盖的时间长度为20年。诗人谭端午和律师庞家玉（原名李秀蓉）相识于招隐寺，通过描写这对渐入中年的夫妻以及周围一群人这20年的人生际遇和精神求索，反映了个体在时代巨变时面临的种种问题，深度切中了我们时代精神疼痛的症结。在不同场合，格非都谈过他对失败的理解，“文学就是失败者的事业，失败是文学的前提。过去，我们会赋予失败者其他的价值，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列举的失败者被赋予了很高的地位。今天失败者是彻底的失败，被看作是耻辱的标志。一个人勇于做一个失败者是很了不起的。这不是悲观，恰恰是勇气。”

　　《天香》是王安忆尝试一种新的叙事方式的最新作品，以江南“顾绣”的源流为线索虚构演绎，编织出晚明时上海乃至中国民间生活、社会文化的面貌，折射世事盛衰、朝代更迭的因由。书出版后有评论惊呼“红楼笔法”。向来低调的王安忆说：“这可不敢当，已经有朋友告诉说，看得睡着了。但我自信一旦看进去是可发现趣味的，因我在写作时就感觉有趣味。当然，可能需要有闲情。我自忖有一点比“红楼”强，那就是“红楼”没写完，而我写完了。其中那些杂七杂八的所谓“知识”，当然要查证一些，让里面的人可以说嘴，不至于太离谱，因生活经验限制，其实还是匮乏。”

　　《霜降》的作者严歌苓是个多产的文学界劳模，这部今年出版的小说与刚刚上映的大片《金陵十三钗》风格截然不同。她说过：“我要用我的女主人公坚持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哪怕再渺小，那是能够使她们的生命产生定力的。”作为一个女人，她非常了解女性，也非常善于刻画女性，严歌苓又让我们在《霜降》中，认识了清纯美丽却身份低微的女佣霜降，从乡下来的她偶然进入高干家庭做保姆，通过她的所见、所闻，并与一家之主的将军及其两个儿子发生的感情纠葛，描述了声名显赫的将军一家的种种内情：夫妻关系极不和谐，家庭生活更不和睦，三个儿子更因性情不同命运遭际各个有别。让我们看到那个特定年代特权家族兴衰的必然。也让我们透过家族中父子兄弟相互报复的冤孽式爱与亲情，反思冠冕堂皇之下的精神空虚与人生苍白，更感伤无意身陷其中的女孩霜降，尽管生活如履薄冰、无所适从但还在坚持着自己对爱情的期望。

　　贾平凹写了4年，写出一部67万字的《古炉》。这部新作显而易见是有抱负的，而且他自己把这个抱负说得再明白不过：“古炉就是中国的内涵在里头。”故事发生在陕西一个名为“古炉”的村子里，这里贫穷闭塞却山水清明，村人们保留着传统的烧瓷技术和浓郁的民风古韵，仿佛几百年来从未被扰乱过。但动荡却从1965年冬开始了，古炉村里的几乎所有人，在各种因素的催化下，各怀不同的心腹事，集体投入到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之中。直到1967年春，这个山水清明的宁静村落，演变成了一个充满猜忌、对抗、大打出手的人文精神的废墟。作者用真实的生活细节和浑然一体的陕西风情，将中国基层“文革”的历史轨迹展示在读者面前，是作家对这场历史大浩劫的人文解读。熟悉农村的人都知道，老贾写农村从不荒诞，永远很真实。

　　文学依然是讲好故事

　　《不在梅边在柳边》是擅讲故事女作家张欣的新作，许多人读张欣的小说从来是一口气读完，喜欢情节的环环相扣和镜头感。记得著名英剧“生活大爆炸”里谢耳朵说最棒的影像技术就是每个人自己的想像力，看张欣的小说从来不觉得是在阅读，而是观影，每个人脑中都有自己的画面。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她的作品改编成的电视剧作品都差强人意。小说像以往张欣的作品一样从不同的几个人物的视角展开，在中间篇幅才有正面汇合。每一个重要人物都很生动和具体。人物背景翔实，张欣的笔下大概没有什么简单人物，表面光鲜的背后总是有着不为人知的辛酸过往，而这一切又都归结于人物深藏内心的性格使然。回肠荡气的故事永远是张欣的独门秘诀。

　　《刀尖》故事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密码专家白大怡无意中发现了日军对中国实施的一个险恶计划，为揭穿阴谋，他以故意被“暗杀”的方式将秘密传出去。延安、重庆得到消息后，分别启用了潜伏多年的高级特工林婴婴和金深水。在粉碎阴谋的这场战斗中，金深水被林婴婴成功策反加入共产党……所有理想和情感纠葛，被抑制的爱情、被扭曲的人性、被蒙蔽的阴谋，构成那个特殊年代最危险的工作：刀尖上行走。不过谍战王牌作家麦家这次一改行文风格，忠实保留了历史人物的叙述语气，读来空前顺畅无碍，就像这不是麦家写的书，而是一份金深水老人的口语录入资料。但这顺畅的阅读之下，绞满了艰涩扭曲的情感褶皱。

　　《杜拉拉大结局：与理想有关》办公室白骨精杜拉拉终于悟到了“理想”，这本书的畅销神话也接近尾声。仅从奋斗的角度而言，杜拉拉是个彻头彻尾的励志故事，她或者算是这个时代的榜样之一吧。她的故事说明了，在理想集团和利益集团的斗争中，最终，总是以理想集团获胜告终。从杜拉拉的第一部“升职记”，第二部的“年华似水”，第三部的“我在战斗的这一年里”，收官之作的“与理想有关”，杜拉拉形象愈发饱满，看着她的成长历程，觉得人的成熟应该是一个逐渐剔除的过程，知道何为重要或次要，然后做一个纯简的人，而不是什么都接受容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