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教兴国是钱学森先生最后的心结。

　　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在晚年不止一次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谈起他的忧虑——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与温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中，他依然说：“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

　　言之谆谆，意之殷殷。

　　钱先生平和安详地离去了，并没有留下什么遗嘱。但人们更愿意把老人关于科教兴国的话看成他的遗愿，并称之为“钱学森之问”。

　　人们内心深深的期待——希望中国有更多的钱学森式的人才出现。

　　跨越东西的求学轨迹

　　北京师大附小、北京师大附中、上海交大、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这是钱先生一份延续的、跨越东西的求学轨迹。在这样一份成长经历背后，我们可否触摸到教育成就一位天才的脉络？

　　钱学森曾说，在他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北师大附中的6年，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

　　在他列出的一生影响最大的17人名单中，除去父母和国家领导人，都是他从小到大求知路上的恩师，其中北师大附中就占了7位。还有一位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冯·卡门教授。

　　北师大附中是“他最熟悉的地方”。他在那里度过了6年，一辈子忘不了的6年。

　　钱学森入学时，北师大附中校长是著名教育家林励儒。在他领导下，附中的教与学弥漫着开拓、创造的良好风气，可谓积贫积弱年代得天独厚的一片沃圃佳苑。

　　他依然记得儿时博物老师教给他的关于矿物硬度的记法：滑、膏、方、莹、磷、长、石英、黄玉、刚、金刚——附中举行80周年校庆，70岁的他还原样背得烂熟。

　　在他的记忆中，学生临考是不做准备的，从不因为明天要考什么而加班背诵课本，大家都重在理解不在记忆。考试结果，一般学生都是70多分，优秀学生80多分。

　　今天的人们也许想象不来，这样一所名校，竟然办学经费不足，有时连教职工工资都发不出。这里，却是学生们的乐土——

　　“教生物的于君石老师，常带学生到野外采集标本，我记得他给我一条蛇，让我做标本。”

　　“附中选修课很多，学生的知识面很广。每天午饭后，在教室里交谈感兴趣的各种科学知识。”

　　“音乐、美术课学校也是重视的，我们的美术老师就是国画大师高希舜先生。”

　　在附中所受的教育终身影响着他。“6年师大附中学习生活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作用。上海交大4年实际上就学了两年，考上公费留学美国，是靠附中打下的基础。”

　　他曾这样告诉他的学生：“附中给学生创造了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培养了我的科学兴趣。”

　　大洋彼岸的加州理工学院，带给他的是另一种惊喜。

　　那是“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的地方。“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钱学森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力学所原所长郑哲敏说：“钱老在美国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回国后再没有去过美国，但他对加州理工大学的教育还是颇为肯定的。冯·卡门教授给了钱学森很好的启发，学术交流上也是平等的。”

　　身边的工作人员还记得钱老最后一次系统谈话，是有关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

　　“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

　　“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所有在那学习过的人都受它创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创新不行。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把“大炮”搬到中科大

　　今天，钱学森的一尊塑像坐落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前面的小树林里。那样子，就像是在授课。

　　钱学森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创建者之一。在建校方案的制定中，在近代力学系专业方向和教育内容的确定中，他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也是科大近代力学系的首任系主任。他担任这一职务从科大初创阶段的 1958 年7 月28 日起，直到1970 年科大从北京迁到安徽合肥止，近12年。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科大近代力学系第一届毕业生张瑜说，钱学森重视教育，并不因肩负国家航天工程重任而放松对科大力学系的领导工作。开学之初，他为全系学生宣讲教学计划时，阐明了他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指导方针，特别强调：教学内容做到理与工的结合，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在业务方面的培养目标，应当类似于“研究工程师”，即有科学研究能力的工程技术人才。

　　他的学生们至今还存留着科学出版社精装出版的一本书，内容便是钱先生授课的讲稿《星际航行概论》。“进入大学4年级,我们盼望已久的,由钱学森先生亲自讲授的新课《星际航行概论》开课了。”聆听钱学森先生讲课是一种幸福。“他的课讲得实在是太好了，无论是课程内容的先进性，前瞻性，还是逻辑的严谨，语言的简洁准确，甚至板书的漂亮工整，都可谓出类拔萃。”

　　但他带给学生的精彩贯穿始终。张瑜依然清楚地记得，当钱学森先生在全系大会上宣布聘任教师的名单时，他那踌躇满志和兴奋的神情。他高声地说：“我把科学院的‘大炮’给你们调来了!”

　　严济慈、吴文俊、蒋丽金、钱临照、卞荫贵、林同骥、郭永怀……这是一份学生都不敢奢望的甚至难以置信的教师名单。钱先生把他们都请来了。

　　他曾多次说：这些一流学者都有繁重的任务在身，但培养科学技术人才是一项光荣任务，再多白一些头发又算什么？他们知识渊博，对科学都有成熟和特有的看法，他们讲课，会给学生以深刻的启发。

　　钱先生在北京师大附中就读时，他的数学老师提倡创新，给学生考试打分的时候非常有意思，出5道题，如果学生都答对了，但是解决的方法比较平淡那也只给80分。如果答对了4道,但是解决的方法非常有创新，那就给100分，还另外有奖励。

　　在中科大，他的学生同样感受到了某种类似。“有次上课，钱老说如果你5道题做对了4道，按常理，该得80分，但如果你错了一个小数点，我就扣你20分。他常告诉我们，科学上不能有一点失误，小数点错一个，打出去的导弹就可能飞回来打到自己。”

　　“我们不但要造就科技将才，更要注重培养帅才”，这是钱学森经常说的一句话。他认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要培养更多年轻人才，要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年轻人。

　　钱学森向100多名大学毕业生开讲《导弹概论》，从零开始教授相关知识。若干年后，“导弹扫盲班”里的大学生们成为中国航天的领军人物。

　　在钱先生的家里，有一个他非常喜爱的礼物——一个“神舟”号飞船的模型。那是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送给他的生日礼物。“我要让他放心，载人航天工程进展顺利，国防科研后继有人。”

　　王永志就是被钱学森称为“很会逆向思维”的年轻人。1964年，30岁出头的他第一次进入发射场，参与中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火箭的第二次发射。

　　“当时碰到一个问题：经过计算，发现火箭射程不够，打不到预定的位置。许多人提议，在火箭燃料箱里再多加一点燃料。我当时不这么认为，建议泄掉一部分燃料。后来我就找到钱老，跟他讲了自己的想法。钱老听完后，把火箭总设计师找来说，‘那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

　　“第一代战略火箭获得成功后，国家开始搞第二代战略火箭。钱老提议，让第二代航天人来挂帅，并推荐我担任第二代火箭第一个型号的总设计师。当时我只有40多岁，是比较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而总设计师这样重要的职务，之前都是由德高望重的前辈担任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像我这个年龄段的，甚至比我更年轻的人，开始走上总设计师这样被称为‘箭头’人物的岗位。正是钱老的超前眼光和放手使用新人，保证了我国航天事业的后继有人和持续发展。”王永志说。

　　期待更多的“钱学森”

　　作为一名战略科学家，钱学森担任我国国防科技主帅22年，组织领导多项国家重大科研创新工程。在世界人民眼中，他被看作是“上帝对中国的眷顾”，欣羡之情难以言表。普通的中国人更难去揣想——如果没有钱学森？

　　但这并不是我们今天纪念钱学森的全部意义，更不是他老人家希望看到的。钱老曾多次强调：“回国以后，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的发展。”

　　“更多的钱学森”意味着涌现更多独领风骚的科技帅才，意味着造就更多莽原拓荒的科学大师。法国著名思想家圣西门讲过一句经典的话：“假如法国突然失去了50名优秀物理学家，50名优秀化学家，50名优秀诗人，50名优秀作家，50名优秀军事家和50名杰出工程师，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因为这些人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时代标高，对国家的生存发展、文明进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列宁对这句话大加赞赏，称之为“圣西门名言”。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56年前，当钱学森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奔向“红色中国”时，他的祖国“不要说造导弹，就连拖拉机都造不了”。改革开放，为古老中国跃上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提供了契机。短短30多年，我们这个“曾经落后的欠发达国家一跃而取代德国、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56年前，当钱学森筹组力学所时，不得不从大二、大三学生中抽调技术员。今天，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4200余万人，并以每年200万至300万人的规模递增，居世界第一。

　　但毋庸讳言，杰出人才、特别是大师级领军人才，对于今天的中国还是稀缺资源，这也是钱老晚年念念兹兹、久久不能释怀的一件大事。尽管我们的高校规模世界第一、在校大学生人数世界第一，每年论文产量世界第一，但中国本土科研成就至今未获得诺贝尔奖，截至2007年，在世界158个国际一级科学组织及其所包含的1566个主要二级组织中，我国科学家参与其领导层的仅占2.26%。其中，在一级学科中担任主席职务的只有1人。“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从人力资源大国到人力资源强国，一字之差，中国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如果说半个多世纪前，以钱老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科学家，胸怀的是“站起来”的中国人不屈不挠的强烈民族自尊心，今天新一代的科技创业者身上洋溢的更多是“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这份信心与坚守，这份淡定与从容，必将引领莘莘学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而在这一征程中，“钱学森”这个名字，必将永远成为引领我们前进的灯塔。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人们知道，一颗国际编号为3763的小行星——“钱学森星”在苍穹闪耀。

　　不单是仰望，我们更愿看到一片灿烂的星光。

　　（据《解放军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