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鞍华导演的《桃姐》扬威威尼斯，叶德娴荣获影后。在11月26日举行的第48届台湾电影金马奖典礼上，《桃姐》又成大赢家，获得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和最佳男主角三项大奖。笔者尚未来得及看此片，但光凭内容，就知是一部朴实温馨且是我十分熟悉的现实人生写照。

　　桃姐其实就是现今的“住家保姆”。常年来，在我们热烈讨论城市人文和历史时，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群体——保姆。

　　当辛亥革命唤醒了一代中国青年走出家庭，投身社会，特别是越来越多的新女性步入自立自强的职业女性队列之时，另有那么一些女性，默默承担起打理照顾家务乃至孩子的重担，让那些时代的弄潮儿可以无后顾之忧投入轰轰烈烈的大时代中。她们就是保姆，旧称“女佣”，上海人称“娘姨”。从字面看，娘姨比女佣、保姆之类称呼显尊重得多，是与娘（母亲）的姐妹辈相称的。广东人称保姆“妈姐”，也就是这个意思。解放后，上海人改称为“劳动大姐”，但老百姓惯称还是“娘姨”，简便上口嘛！称“保姆”还是改革开放以后。坦白说，保姆可以讲是中国最早的职业女性，她们自食其力，养家糊口。诚然她们做保姆也是为了打一份工，但那些老保姆的职业操守和对工作的忠诚和归属感，相信今天的某些CEO都及不上。

　　从前找保姆，为求知根知底，也为生活习惯口味相同，大都回原籍找，同乡同村总带几分亲。或许以前找份工不容易，一般入了东家门，就是几十年的风雨同舟，往往是婆媳、母女两代共事一主。到她们告老还乡，东家（往往已是后代）还会定期寄生活费。而她们的儿子、丈夫不少也会到上海找工作或念书，一般也都是东家介绍或资助的。东家和保姆，似是劳资双方的一对矛盾，但常年在同一屋檐下的生活，人非草木，已不是单一的雇佣关系。双方信任尊重，彼此和谐相处。

　　最近通过区档案馆查到1946年我家的户籍，老保姆徐彩贞的大名已在户籍成员中。彩贞阿婆是笔者家的资深老保姆，她是祖母的房间阿姨，后来她媳妇阿大也在我家做。彩贞的儿子在我祖父资助下，完成高等学历，抗战时在重庆做飞机维修技师。1949年，我们全家南迁香港，彩贞阿婆舍下儿孙也跟我们一起去，后又随我们回上海，与我们一起经历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文革”抄家……红卫兵鼓动她揭发资本家如何剥削她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她坚拒。红卫兵让她任意挑选我们家被查封的财物，她非但坚决不要，反而偷偷地从被封的箱笼里“偷”出御寒衣被，以防东家寒冬腊月挨冻。红卫兵恨铁不成钢，一句“阶级异己分子”就把她多年积蓄下的一点金器和一罐银洋钿也抄走了（后来归还她）……

　　1970年我结婚时，按我们老家习俗，一床丝绵的嫁妆被一定要由家族中最受尊重的长辈翻缝的。我的嫁妆被就是请老保姆彩贞阿婆翻的，可见她在我们家中地位之高。她70岁生日还是我们程家帮她做的，为她照了个相，几个姑妈还合资为她在朋街订做了一件大衣。彩贞阿婆穿着新大衣，戴着副玳瑁边的眼镜喜滋滋地拍了张照，气质颇像一位小学校长，其实她斗大的字也不识一个。早在上世纪70年代，她已用积蓄在嘉兴孙子插队落户的地方造了两层楼的新房子，但自己一直住在我祖父母上海的家中看家。她的宝贝孙子自小到大一直在我们程家老宅进进出出。我们程家每月给她发放工资，直到她百年归天。我的长辈们到老年时还常常怀念彩贞阿婆。

　　秀珍阿姨是我外婆家的“桃姐”，上世纪50年代初丈夫因任过旧保长而被劳改，她才20岁，还怀着身孕。生下孩子后，将其寄养在乡下，经人介绍到上海我外婆家打“住家工”。五六十年代因笔者父母单位晚上要开会学习，我和哥哥都常住外婆家，秀珍阿姨对我们爱护有加，外公外婆对她也十分疼爱，我还记得她去劳改农场探亲时，外婆连夜帮她熬了一大罐猪油让她带去。后来大跃进解放妇女劳动力，经再三权衡，秀珍阿姨决定参加里弄加工组，现在看来她的决定是英明果断的。而今八十好几的她每月还有2000来块的退休金和医保。参加工作后的秀珍阿姨逢节假日常常带着礼物来看我们，说真的，我们是她在上海的“娘家”。外公外婆相继去世后，她还常常会烧好小菜带来看我妈妈，称妈妈为姐姐。

　　绍兴阿姨是接替秀珍阿姨的保姆，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做到70年代，我外祖父母先后去世她才离开。那时正值文革期间，她以一颗善良的心照顾被批斗得心力交瘁的外公，直到为外公送终。从前有“义仆”之说，绍兴阿姨就是这样。2005年，我正好去上虞开会，上虞是我外婆家的故乡，妈妈坚持要与我一起去，因为她想去看一下绍兴阿姨。那时，绍兴阿姨已半边瘫痪，但她的儿子儿媳对她非常孝顺，看见我们去看她，她激动得直流眼泪，那次我们与她留了一张最后的合影。至今，她的儿子阿海依然与我们保持密切联系，逢年过节，我们一如绍兴阿姨健在时一样给他们汇点薄款，他也会在杨梅枇杷上市时给我们亲自送来，还有绍兴霉干菜和绍兴茶叶，这份感情我们都很珍惜。

　　还有一位阿梅阿姨，她带大了我的先生，又带大了我们的女儿。“文革”期间先生家被扫地出门，阿梅阿姨也与我们蜗居在一起。那时供应异常短缺，为了尽量让我们吃得好一点，天麻麻亮她就去菜场，风雨无阻。刚抄家时，她明确对我婆婆说：“你不会做家务，你们现在困难，我不要工资，将来等你们有条件了再给我好了……”

　　我之所以未看过《桃姐》就对此片如此有共鸣，是因为在我和哥少年时，有一位现实版“桃姐”——阿瑞。阿瑞与桃姐一样，是广东顺德女。顺德是产保姆之乡，因为她们善烹饪，故而广东顺德菜也成为粤菜的一张王牌。顺德保姆向来输送至广州香港南洋一带。她们服装都是划一的白衫黑阔脚裤，后梳一条大辫子，又称“自梳女”，一辈子不嫁。顺德保姆以勤快认真而成保姆之王。上海俗称“一脚踢”专指某人能干勤快，其初意是用以形容顺德保姆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全家南迁香港，彩贞阿婆不会广东话，于是请了个顺德女阿瑞，她每天送我和哥哥上下学，中午还给我们送饭，连我们小时候看牙齿都是她带我们去的。

　　后来我们回上海时，在火车站上她抱着我和哥哥嚎啕大哭。我们回上海后，她仍留在祖父母那里，此时已是60年代了，自梳之风早已不复。祖父做媒将阿瑞介绍给他的司机做填房。虽然不舍得，但总觉得自己和祖母已年老，阿瑞总得有个最后归宿。阿瑞出嫁时，祖母像嫁女儿样替她打了付龙凤镯。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去香港定居，专门去探望阿瑞，她在地铁站等我。相见之时，我们喜极而泣！后来她参加旅游团到上海，还特地去探望我的父母……

　　现在我已年过花甲，伴我一路走来的“桃姐”们大多去世了。她们见证了我的成长，也构成了我人生的一部分。我们家族的小舟在时代浪潮里颠沛流离时，她们与我们同舟共济，不嫌不弃。

　　永远怀念你们，我的桃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