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宝

　　最近，“道德”正成为一个“敏感”词汇。

　　“敏感”，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不是好事。社会的道德“神经”从麻木变成敏感，就是一件好事。

　　面对道德现状

　　社会心态紧迫感增强

　　敏感之处在于，社会正以超常规的方式，礼遇行善者。

　　在湖北武汉，一名15岁的少年张某，仅仅不避忌讳在街头扶了一把交通事故中的伤者，警方就大张旗鼓为其申报“见义勇为好市民”称号。

　　在云南大理，一桩拖了10年的见义勇为认证，峰回路转，在短短数日里得到解决。10年前与劫匪搏斗并牺牲的李春云，终于由其家人代收了当地见义勇为基金会颁发的证书和3万奖金。

　　在广东吴川，青年凌华坤见义勇为致劫匪死亡，面临数十万元的民事赔偿，甚至还可能有刑罚。此事在受到中央和省市领导的关注后，当地司法机关迅速将其定性为“交通事故”，免除刑责，民事赔偿也由保险公司兜底。

　　社会对点滴善举夸张式的首肯，对见义勇为的特事特办，看似有些矫枉过正，折射的是面对过度沉沦的道德现状，社会心态的紧迫感正日益变得强烈。如何合理引导这股情绪，使之化为推动道德建设的良性力量，值得思考。

　　官员公开发声

　　是道德救赎的强大资源

　　敏感之处还在于，一些官员甚至高级领导干部，开始对频发的道德事件公开发声。

　　广东佛山小悦悦被碾事件发生后，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一次省委常委会上谈到小悦悦事件，掷地有声地发出疾呼：“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用良知的尖刀来深刻解剖自身存在的丑陋，忍住刮骨疗伤的疼痛来唤起社会的警醒与行动。”

　　同样，面对发生在深圳“打母咬父”的人伦惨剧，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在致深圳报业集团社长黄扬略的一封公开信中，也公开表达了“一些深层次思考”，认为“如何形成更加适应城市化、现代化、市场化、国际化条件下的社会价值标准、道德规范、伦理关系，确实是一个需要更加关注和努力解决的重大课题”。正是慑于这封信的强大影响力，“打母咬父”的主角廖某终于面对着媒体镜头，跪倒在父母面前，深情忏悔，求得谅解。

　　看来，道德现状特别是一些极端道德事件，已经对一些官员形成深深触动。在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和体制的现实背景下，作为中国社会最有影响力的人群，官员的公开发声和作为，是兜住道德颓势的强大力量，也是社会展开对道德救赎的强大资源。但道德的彻底和长远改善，仍有待全社会接力。

　　道德救赎

　　展现出迈向纵深处的希望

　　而社会舆论向理性和建设性方向的演进，更让我们看到道德救赎向纵深处迈进的希望。

　　《人民日报》数日来连篇累牍地探讨道德建设的深层机理。从11月1日以来，《人民日报》连续刊发《见义勇为，事实认定难在哪》、《港澳法律管不管“见死不救”》、《见死不救该不该立法规范》、《见义勇为，经济补偿谁承担》等报道。

　　更多的媒体，让自己的时评聚集于道德建设的制度保障——“如何织就一张严密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制度之网，使见义勇为者能制度性地、稳定地得到保障，化解因见义勇为引发的治疗、赔偿、抚恤、法律纠纷等全面的风险”。

　　老实说，社会从理念上从未否认善的意义，从未放弃对丑恶的鞭笞，但以往仅仅流于情绪的宣泄和口号的宣示。此次，因一系列极端道德事件的发酵，舆论探讨的触角，已经深入到法律、制度调整的范畴。

　　当一个社会缺失道德底线时，应不应当以刚性立法的形式确保道德底线？因见义勇为引发的利益损失，究竟由见义勇为者自己承担，还是由侵害人和受益人承担，或者由政府承担？奖励是一次性发奖金，还是构筑一揽子解决方案？对见义勇为者的补偿经费，如何募集，怎样管理？甚至，见义勇为的证据如何搜集，这样的问题也进入了舆论的探讨范围。

　　在这样的探讨中，愤怒少了些，理性多了些。这是从未有过的舆论情态。道德建设，正是需要这样的舆论来推动。道德建设若要取得切实功效，正需要朝着这些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