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南昌10月23日电

　　有人说，城运会是“一场奥运名义下的城市阅兵”，也有人说它是站在十字路口的尴尬的“套牌运动会”：虽然设项大部分重合，但与奥运会相比，它没有真正的明星大腕；与全运会相比，它的竞赛水平不高观赏性低；与全国体育大会、农运会、民运会等相比，它参与互动性差竞技性强；它号称“青少年人才培养摇篮”、“奥运人才花圃”，却挂着“城市运动”的招牌……

　　上有奥运会、全运会，下有中学生运动会，还有全国体育大会等全民健身运动会的“包夹”，看似“不上不下、可有可无”的城运会何去何从？记者从现实定位、品牌定位和功能定位三个层面进行了梳理。

　　“人才摇篮”处境尴尬

　　谈起城运会，不得不从1988年中国队兵败汉城奥运会说起。为了培养年轻人才、储备力量，首届城运会1988年在山东济南举行，设项均为奥运项目，如今南昌城运会已是第七届，第八届城运会将于2015年在福建举行。

　　“城运会的功能跟全国青少年运动会相似，后者因为种种原因最终停办后由城运会取而代之，”著名体育社会学专家卢元镇教授介绍说，城运会也被称作“第二全运会”，虽然参赛队以城市为单位挂着“城市”的名义，但无论从项目设置还是参赛人员结构都与“城市”关系不大，各省大多数都是把省队的队员“嫁接”到参赛城市，由于每次参赛主体城市不同，各个参赛队也无法承袭传统，所以从根源上说城运会与全运会是重叠的，因此现实地位尴尬、可有可无。

　　不过，城运会也并非一无是处。“以浙江为例，如果以省为参赛单位，很多优秀运动员就将失去参赛机会，而以杭州、温州、宁波等各个城市队参赛，参赛人员增多，也有利于发现更多的苗子，”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游泳部部长袁昊然告诉记者，受年龄限制，虽然城运会整体竞技水平不高，但对运动员成长来说却是一个重要的出口和平台。

　　的确，作为中国体育明星的孵化器和“奥运争光战略”的塔基，邓亚萍、王军霞、姚明、刘翔、孔令辉、李小鹏……这些超级明星都是在城运会上迈出了“巨星”的第一步。

　　“举办赛会本身要有体制和文化认同和传承，从目前的专业竞技人才培养结构来看，这个平台是不可缺少的，否则就会出现断层，问题的关键不是取消，而是怎么办好。”首都体育学院院长钟秉枢认为。

　　品牌迷失

　　现场的运动员、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比观众还多，这样的尴尬不仅一次出现在城运会赛场。对于这样一个国家级大型赛事，“品牌效应”也许只能用“门前冷落车马稀”来形容。

　　“名不正则言不顺，最关键的是要找准城运会的品牌定位，”钟秉枢分析说，城运会的“品牌迷失”在于如何将“青少年运动会”和“城市盛会”两个内涵结合，而不是生硬地“拉郎配”，否则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平台都将走向“死胡同”。

　　钟秉枢说，举办城运会对拉动主办地城市GDP、加速当地场馆及交通等基础设施有着积极意义，但是，在赛会品牌等制度设计上名不副实，造成关注度低、市场化程度低，应将城运会改革和国际赛事改革接轨，找准目标定位。

　　“可以摘掉城市运动会的帽子，恢复为青少年运动会，理顺管理体系，由中国奥委会主办，以省为参赛单位，这样有利于对内培养人才，也有利于对外对接青奥会，”他说，正是因为定位不准，导致各参赛城市锦标主义横行，虽然采取了取消奖牌榜和积分榜排名、不提倡重奖金牌运动员等做法，但利益集团骨子里的“金牌指挥棒”依旧，金牌意识越来越浓，赛会选拔人才的功能越来越差。

　　打造“战略纽带”

　　“举办大型赛会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发展竞技体育争得奖牌，更是为了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卢元镇说，缺少全民健身功能的“金牌”是没有含金量的，这也是从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的一个硬性指标。

　　城运会如何释放全民健身的功能要素？钟秉枢说，城运会应成为国家“奥运争光战略”和“全民健身战略”的“纽带”，在项目设置中更多地引入有利于提高青少年身体素质的项目，将学校体育引入其中，鼓励更多的体育人才从校园中产生。

　　“尤其要注意‘后城运会效应’，将赛会的场馆、体育设施、人才基础等科学、高效地利用起来，与各类全民健身路径结合，防止陷入突击办赛、景观办赛等恶性循环。”钟秉枢认为，只有扎根“全民健身”的沃土，大型赛会才能真正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