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杭州9月25日讯

　　进城门槛高、同城不同待遇、社会隔离感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日发布的《2011中国城市发展报告》蓝皮书指出，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已成为我国最突出的民生问题之一。9月24日至25日，在杭州举行的首届城市学高层论坛上专家、学者和城市的管理者一起聚焦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农民工市民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配套改革和社会融合。”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认为，农民工融入城市并不是简单的户口转换或身份改变，目前城市的产业支撑和服务配套、农民工的生存和发展能力还不完善和成熟，导致市民化进程受阻。

　　一组关于浙江的数据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注意：浙江省目前有210万农民工，89.7%是跨省流动，流动人员打算回原籍就业的是27.5%，不想转为非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达79.6%，排列在首位的原因是保留土地，占到40.3%。与会代表认为，土地待遇是否保留仍然是市民化过程中最受农民工关心的问题。

　　省社会科学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还在上述数据中看到了市民化进程缓慢的“内因”，他认为，一向被社会整体看待的农民工群体需要有分类、分层的市民化路径。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志军根据异质性逐渐凸显的在浙城市农民工，提出了一个社会保障的“浙江模式”，即在首先为农民工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这一底线的基础上，将这一群体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市民化程度较高的农民，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保障模式，以促使其实现完全的城市化；第二类是市民化程度较低的农民工，通过综合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项目，积极保障其在城镇务工期间的各项劳动与社会保障权益。

　　“一个城市要想可持续发展，就要走包容性的发展，需要不断地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陆益龙认为，根据实际需要提供真正的资源待遇，市民化应是取消差别性待遇、迈向平等的一个过程。

　　在此之前，重庆、成都、郑州、中山、嘉兴等城市都已开始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但是，仅仅依靠单一的户籍制度改革，并不能完全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待遇问题。在论坛上，来自重庆、中山等主要户改城市的代表提出了如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住房保障、基本社会保障体制缺乏等现实障碍，缺乏实质性进展，亟需国家层面的制度支持。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个战略性问题，需要中央地方合力突破。”中国社会学学会名誉会长郑杭生说，“中央层面进行顶层的制度设计，从战略上、步骤上提出解决方案；地方进行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