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的发育成熟是对政府行政能力的有效补充，亦是政府实施有效管理的“不能不借之力”。

　　8月26日，日本首相菅直人正式宣布辞职，为日本政府处置地震海啸灾害以及核危机的不力表现“埋单”。的确，较之三年前中国政府应对汶川地震的有为，日本政府的作为着实不给力。但若对比两国社会组织在救援重建中的表现，中国各类社会组织尽管也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参与和进步，却依然难以企及日本社会组织面对危机时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往深处看，中国的经济总量虽然超越了日本，但在社会建设上仍然是“初出茅庐”，亟需发力赶超。

　　一个成熟的社会，既需要规范高效运行的政府，也需要健康有序发展的各类社会组织。政府不必要也不可能担当“全能上帝”的角色，社会组织的发育成熟是对政府行政能力的有效补充，亦是政府实施有效管理的“不能不借之力”。尽管“大一统”的政府，在处理危机时天然具备一种全民动员能力，但是“小政府”和“大社会”的结合是一种更理想、更可持续的结构。换言之，中国的强大必须从依赖政府的强大转向依靠社会的强大，这或许是一个上下求索的过程，但必定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为此，必须探索建立三方面的体制：

　　一要建立社会组织为积累社会资本而竞争的社会发展体制。企业是经济建设的主体，企业为积累经济资本而竞争，这样经济才会繁荣；社会组织是社会建设的主体，社会组织为积累社会资本而竞争，这样社会才会和谐。目前国内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和管理仍习惯于“组织任命领导、财政发放工资”的行政化模式，这不利于社会组织公信力和服务能力的提高。今年6月以来集中爆发的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慈善总会“尚德诈捐门”、青年基金会“中非希望工程”等风波，更是引发公众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危机。因此，社会组织的成长，不能靠政府培养，而要靠政府营造“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使得有较高公信力和较强服务能力的社会组织在“大浪淘沙”中脱颖而出，成为合格的社会建设主体。

　　二要建立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之间合作竞争的社会服务体制。应该逐步扩大社会组织的服务领域和范围，这样就与提供类似服务的政府部门形成了比较，政府部门也就有了改善服务的压力，这就是竞争；如果一些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更加优质，政府部门也可以通过向这些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来满足公共需求，这就是合作。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之间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是“小政府——大社会”结构的运行基础，可以让政府和社会都变得更有效率。

　　三要建立让公民在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之间有选择权的社会管理体制。应该通过立法赋予公民在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力，如果政府部门提供的服务比社会组织好，公民就多缴税，少捐款；如果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比政府部门好，公民就多捐款，捐款可以抵扣一定比例的税款。多缴税，是对政府部门的表扬，对社会组织的警告；多捐款，是对社会组织的表扬，对政府部门的警告。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都要为争取公民的信任性选择而持续改善自身的服务。

　　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改革主要激发了经济的活力，经济自由创造了三十年快速增长的奇迹；那么今后三十年的改革必须要激发社会的活力，让人民智慧和人民创造为社会的永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