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读书的时候，1978年底第一次听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20年内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我们一帮同学异常兴奋。不过当时大家对于翻两番是有疑虑的，觉得这是一个遥远而难以企及的目标。可是今天，如果以1978年的GDP为100，2010年则为2054，32年翻了四番多。

　　中国经济如果以欧美标准观察，简直遍地是问题，但这决不应该成为妖魔化改革开放30多年辉煌成就的理由。这就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随意大小便，不给理由先大哭大闹，难得给个笑脸还得千哄百骗，可是没人会说，这小孩问题太严重了。对于中国经济也得像对待这个小孩一样，既要高度关注问题，也得充分看到成就。

　　现在很多人说中国经济发展太快了，应该慢一点下来。这个慢一点，我的理解应该是个要素配置概念，即更多地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更多地注重经济结构的多重均衡，更多地注重经济与政治社会文化的多重协调，更多地注重人自身的发展。然而即使这样，中国经济在一个时期内，还是不一定能慢下来。对此的理由，除了改革开放这个根本因素外，是因为中国经济具有三大“红利”的坚实支撑。

　　一是“人口红利”。当前的用工荒，其实是个年龄荒，即主要是青壮年劳动力紧缺。高端用工方面，大学生供大于求将持续相当一段时期，所以存在着开发高端人力资源的“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重大机遇；低端用工方面，存在着招收稍高年龄段劳动力的市场，以及采取以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手段，成本不一定就大幅增加。所以从现在开始，主要是一个低端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过渡期，距真正的人力资源全面短缺还有相当一段时期。

　　二是“后发红利”。后发国家可以大量利用性价比极高的先进适用技术，从而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持续具有较高的资本产出率。20多年前，浙江的印染厂从香港进口小容量高温高压溢流染色机，现在则开始从意大利进口节水节染料型的喷墨印染机。进而看看瓦良格舰就知道，我们在技术上仍非常落后，所以这种后发红利仍将持续相当一段时期。

　　三是“政府红利”。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像中国的各级政府一样，如此拼命地抓经济。6月的一个周末，我在嘉兴姚庄镇讲课，有镇村干部和企业人员的三百多人参加。这种镇里主持的讲座，姚庄镇一个月举办一次。回来时司机告诉我，周六不休息是正常的，休息是不正常的。我周六也曾去湖州的织里镇讲课，情况也大致如此。政府抓经济当前确有较多问题，但这应该是一二个手指头对八九个手指头的问题。当然，十指连心，政府工作还是必须得有一个较大的、根本性的改进。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可以说是这种多重红利支撑下的一个分配现象。人口红利导致劳动所得占GDP比重较低，后发红利进一步提升资本所得，政府红利则源自全社会资源要素组织化程度的大大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年均增长双双高达7.3%，GDP年均增长更是高达9.9%。由此导致了收入向资本和政府倾斜的格局，导致目前劳动所得占GDP比重大致不到40%，资本所得和政府收入合计占GDP比重应该已高达60%以上。正是由此导致的长期持续的高积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一浪高过一浪，中国经济全速前进。

　　因此，除非外需突然全面萎缩，除非国内出现重大问题，除非分配突然向劳动倾斜，除非资本不再追逐利润，否则，中国经济在一个时期内，就不可能有较大减速。即使出现减速，应该也只是阶段性现象。这就像《乐府民歌》中《上邪》所说的那种情形，“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假定的条件不出现，假定的后果也不会产生。

　　当今中国能发展得快一点还是应该快一点。中国还不富，我们的人民还有太多的苦难；中国还不强，城市乡村和军队都需要加快现代化进程。马儿啊，请你不能慢些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