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熙

　　记得，《北京晚报》曾登出过这样一则令人怅然的新闻：一个山东泰安的骗子，以开设“中华名人园”、并为名人在园内立碑为诱饵，让生活在历史文化古都北京的众多“高知”，吞食了骗子的鱼钩。据被骗的某教授自白：他交了钱之后，亲赴泰安去参加“名人园”开幕仪式。晚11点从北京登上火车，一夜在火车上度过，次日晨6点抵达泰安。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能有那么大的精气神儿，兴致勃勃地奔往“名人园”，其心其志之虔诚，足以证明“名人园”之巨大诱惑力。直到这位教授赶到了泰安，才知道这是子虚乌有的一个骗局，因而急忙报警，要求捉拿骗人的罪魁元凶。

　　读罢新闻，笔者心中百感丛生。诚然，骗子是可憎的，他张开血盆大口，既吞噬了一些“高知”的金钱，又让这些“高知”的精神受到创伤，理应受到国法严惩，自不待多说。但是另一团疑云，也立刻涌上心扉：如果说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太太，在街上买了假银元，似乎容易理解；而这些上当受骗者，头上多顶着“高知”的桂冠，其受骗之成因，就大有探寻一下的必要了。何谓“高知”？它的内涵界定，既非一无所知，也不是一知半解，它是高级知识群体的总称。如果再微观地解析一下其意，“高知”不仅是中华知识精英，还应该是胸襟博大、自尊自爱的人。何以会为在“名人园”内树碑留名，而吞食捕猎者的诱饵呢？想来想去，不外受功名二字的驱使，急于在生前就看见立于“名人园”内的个人功名碑文。

　　此举，让笔者记起了一个历史典故：古代晋时大臣杜预，一生战功卓著，到了晚年被晋武帝授“征南大将军”。按理说，后人是会对其一生有所评说的。但是此公偏偏在生前请人为他刻了两个功名碑（上面刻有他的文武功绩），他将一个刻碑，立于岘山之巅，另一个刻碑，则被他沉于汉水之底。他为了留名于世，真是煞费了苦心：哪怕将来发生天塌地陷，高山与江底互换位置，总会有一座碑石存留于世。之所以如此，因为他是个功名的追逐者。据《晋史》记载，杜预曾经自白其心：只求功名留世，不求道德圆满。但是他万万料想不到的是，此举却成了后世一则追逐功名的历史典故。唐代温庭筠、张九龄，宋代陆游以及范大成的诗文中，都留有对杜预沉碑的贬意诗句，其中以宋人范大成的嘲讽之意最为直接。他在《读史》诗中写道：“汗简书青已儿戏，岘山辛苦更沉碑”。陆游在《题城侍者岘山图》一诗中，则为杜预当年之举而唏嘘：“汉水沉碑今在哉？千年岘首独崔嵬。”直白其诗意则是，历经月转星移的历史更迭，汉水之碑与岘山之碑，都寻觅不见了，只有岘山翘首昂立于天地之间。到了明、清和民国年代，文人墨客话题中的杜预，已很少有人记起他的功绩，但立碑与沉碑之举，则被牢记于心，成了名人雅士们茶余饭后、插科打诨的历史笑料。由此推论，即使“名人园”并不是一个骗局，连晋代重臣杜预之碑，都能成为今天“笑林广记”的新篇；谁能保证，这些以钱购买下的“名人碑”，有朝一日，不被当成另一则巿井笑话，成为后人餐桌上的下酒菜呢！

　　诚然，中国民谚自古有“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之说，可是那些“名”与“声”，都不是靠自贱自卖得来的，更不是在“名人园”里刻上功绩碑文，就能传留于世的。自古以来，在那些“真名士，自风流”的轶事中，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雅。他蜗居山乡野舍，天天与大自然为伍，每日以酒水洗巾，后世来者反而牢牢记住了这位雅士，将其不染尘俗之清纯，远避功名之雅志，大书特书，使不想留名于青史的他，成了知识分子中“出淤泥而不染”的代表。如果说，这个人物太大了，当代的“高知”们，与其缺乏可比性，那么我们可以找一个市井书生当作量器，对照一下今日咬钩吞饵的“高知”们的形影。《儒林外史》中有一个放牛出身的王冕，在其苦苦自学成材之后，开国之君朱元璋曾召他进朝为仕。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小小书生的王冕，竟然回绝了帝王的圣命，而依然我行我素于田野与牛群之间……笔者曾有过如下设想：如果文中提及的“高知”们，活在那个年代，怕是会争先恐后地奔往功名之途。

　　行文至此，笔者联想到了女皇武则天，给后世留下的那座无字碑。昔日在陕西停留期间，我曾去乾陵瞻仰了那高高的石碑。在我眼里，它是一座巍高的醒世丰碑，尽管碑石上空无一字，却顶得上是一部万卷史书。据史记载，武则天称帝期间，虽然留下豢养男宠的记录，但对大唐时期各种制度，进行过被后人赞誉的改革。而这位封建时代的女皇，却留下了一座“一切留由后人评说”的无字之碑。对比之下，这位昔日埋骨于乾陵女皇的目光，远比今天自钻“名人园”碑林的“高知”们要博大深邃多了。

　　这就是中国当前文化的浮躁百相，更不要说那些为争西门庆、潘金莲故居而舞文弄墨的掮客们了——笔者所以不把这些当成文胆，实因那是更为低级的文化浮躁，不值得浪费笔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