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泠　

　　《亲历回归与合并——张浚生访谈录》终于付梓。这本书，我们三人加上浙江大学出版社的责编，前前后后既是连续又是片断地忙了近三年，我们是业余做事，而张老师从浙大党委书记职位上退下来后，被聘为教育部首席巡视专员，出差一去就是一两个月。这样的速度，不尽如人意，好在，张老师一如既往地大度，并不计较我们的“慢”，事情就这样做下来了。

　　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张浚生书记就是我们三人的师长和领导。许多年来，不管当面还是背后,我们一直习惯称呼他为张老师。在一所大学，对领导不以其职务而以老师相称，我们以为是一种更为尊重的体现。

　　采访的过程是愉快轻松的，张老师的人生阅历，对我们，本就是一本厚厚的书；写的过程，就不轻松了。好比是一门课程，修完了，要考试，就看读的过程有没有把这本厚厚的书“读”薄。这是一个正确理解、消化、重组和准确再现的过程。

　　在整理和写作过程中,我们根据访谈内容对全书的结构进行了整体构思，以时间为主线，在某一阶段则按照组织的内容性质横向展开，重点则放在香港回归祖国和浙大四校合并这两件重要的历史事件上。之所以这样安排，一是以便读者能够更加全面清晰地阅读和了解张老师人生的经历，再现一个真实的张浚生；二是尽量为读者呈现历史真实、准确的细节。对于希望了解和研究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读者来说，只有提供详尽的材料，才能有些帮助。

　　后来我们回过来对着记录本数了一下，对张老师的访谈，比较集中的有30余次，将近80多个小时。而我们与他相约，总是在不是热得要命，就是冷得要死的寒暑假中。每次约时间，上午，一定是九点十分，到他办公室，他必要亲手给我们每人沏茶，我们走的时候，他一定会自己收拾那些一次性纸杯。后来才明白，那十分钟，是张老师刻意留出来开空调为房间降温或是升温的。

　　张老师记忆力惊人，又有广博的知识，听他娓娓道来，我们也随之进入他所讲述的那些年代、那些事件、那些情境之中，从一个又一个细节感受到他的担当与从容、严谨与睿智。

　　有一封学生写给张老师的信，张老师一直保存着。这是一群学生在激动中对张老师说了很多激烈的言辞，事后冷静下来，回想起张书记的一言一行，很感羞愧。毕业前，他们联名写了封信，向“我们最敬爱的张书记”道歉。听说，事发那天深夜，张老师准备去现场，但因为大多数学生的情绪正处在十分激烈的状态，一位在现场的校领导从安全角度考虑，建议张老师不要去，张老师说：“怕什么，都是自己的孩子，会出什么事？！”事后，思政线的教师和干部因此对张老师有“举重若轻，举轻若重”的“评价”。这件事是我们大家都听说过，但在第一个转回的采访中，也可能是我们没有设计针对性的问题，也可能是张老师已经淡忘了这件事，没有谈到。初步整理完采访录音后，我们又增列了一张采访单，但这个细节，张老师还是没有说，我们也就不再问了，有时候，缺憾，是美。

　　没有谈的事有很多，谈了没有写的，也有很多。

　　张老师在香港的经历，更是弥足珍贵的“史料”。因此，诸多媒体、报刊和出版机构以及记者，都对撰写和出版他的人生经历表示出浓厚的兴趣。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件很值得努力去做的事。更何况，其中“信任”的分量，十二分的珍贵。在谈这段历史之前，张老师就非常坦率地说：“在香港回归祖国的过程中，我只是一个参与者，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工作。对一些我直接参与的工作，记录这段经历，可以澄清某些与事实不符的、不真实的说法。”在采访的过程中，他也为我们讲述了很多他在香港工作时结识的爱国者的故事。对我们来说，这些故事，虽没有入书，却使我们知道，什么是“民族的夙愿”，什么是“几代人的努力”。

　　在有历史价值的人、事面前，“笔”能作的事，只是“写”，而我们，只是那支笔。整理成文之后，我们都认为在风格和文字上尽量保留访谈的口语，会更符合读者的阅读口味，文字传达也更加生动和具体。张老师也同意我们采用这样朴素的文字风格，没有修饰，也没有形容词。张老师说，我是一个答问者，怎么写，你们自己决定就可以了。这本书，不一定很周全，但一定要是真实的。

　　编书的时候，张老师给了我们许多他自己收藏的不同时期发表的署名文章，包括用笔名发表的文章、演讲稿、媒体的访谈等，我们从中选取了一些作为这本书的附录，对有心的读者来说，这是一部分重要的对正文的补充和参考,读者可以从中更加透彻地了解某些事件的背景和张老师当年对一些问题的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