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婕　

　　她，是救过周恩来、关向应，屡建奇功的“女间谍”；

　　她，在郭沫若的长篇小说《骑士》中化身为女主人公金佩秋；

　　她，也是谍战大戏《风声》、《旗袍》中女地下党员的原型之一。

　　黄慕兰是一位奇女子。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位1907年出生，1920年代就投身革命的先驱者，历经磨练、跨越百年之后，如今仍然在杭州的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里安享晚年。

　　她的邻居们不知道，这位面容清丽、高洁大方，爱看电视爱打麻将的世纪老人，原是被周恩来称为“我党一部百科全书”的红色特工。她那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足以令人喟叹和敬仰。

壮志慕兰 风云际会

　　“你若是个男孩，一定能光宗耀祖。”从小，黄慕兰的父亲就常对原名“彰定”的长女这么说。出身湘中名门，黄慕兰本可以像大多数的世家小姐一样，读一所教会大学，然后相夫教子、悠闲平稳地过日子。可是，她毅然逃离了包办婚姻，选择了一条革命的道路。1926年，黄慕兰毅然剪掉长发，在汉口投奔宋庆龄、何香凝领导下的妇女运动。她说：“我要以革命志士秋瑾为榜样。”

　　黄慕兰进步神速。脱稿演讲、演话剧、主持会议，她都毫不怯场。在一次集会上，她充当了宋庆龄的扩音器，宋庆龄每说一句话，她都重复一次。1926年，她先后加入共青团和共产党，入团时，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慕兰”，即仰慕花木兰之意。

　　那一年，19岁的慕兰当了妇女部长。她天生丽质，秀外慧中，而且能力强，有魄力，给不少国共高层人士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还差点被国民政府派往莫斯科学习，但因肩负十几个头衔而无法脱身。

　　1927年三八节，武汉举行了几十万人的庆祝大游行，黄慕兰任大会主席。那次活动很轰动，宋庆龄、何香凝和柳亚子等人都去了。当天活动之后，她与革命家宛希俨举行了婚礼。他们简单地作了登报启事，董必武为这门婚事召开了一个小聚会。如此结婚，开一时风气之先。

　　这是一个多事之秋。国共分裂之后，宛希俨、黄慕兰夫妇被命令转入地下工作。从此，她开始了另一种不同凡响的“潜伏”人生。

　　在南昌，身怀六甲的黄慕兰学会了用米汤在《圣经》中密写文件、去小旅馆对接头暗号……1928年，儿子出生才三天，宛希俨就被调往赣西南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4个月之后牺牲。

　　“服从组织安排”，从1926年起就成了黄慕兰的人生信条。她强忍着巨大悲伤，把刚断奶的儿子送回宛希俨的父母家抚养，自己则被地下党组织调往上海，任中央委员会机要秘书，成为中央特科成员。

地下奇兵 义救群贤

　　不久后，上海的工人酝酿罢工斗争，黄慕兰主动要求下放到工厂去，投身到斗争的第一线。

　　她扮成女工，买通“那摩温”（上海人讲的洋泾浜英语Number One，即工头），冒名顶替去丝厂工作，发动工人罢工；她还曾乔装成贵夫人，乘坐豪华游轮，从香港护送共产国际拨来的巨额经费到上海，交给党中央。

　　1929年，黄慕兰与中共中央委员贺昌在上海结婚。两年后，作为革命领导人，贺昌主动申请独自前往苏区，黄慕兰再次面临离别。

　　这一次，黄慕兰哭了三天三夜。但当时她身上也承担了新的任务：1931年1月，因“左”倾错误影响，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受到很大破坏，许多地下党员被捕。组织看中了黄慕兰的活动能力和社会关系，便委命她为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长，承担营救被捕同志的任务。

　　第一个要救的，是工联领导人关向应。黄慕兰打扮成上层妇女，出面去找一个名叫陈志皋的年轻进步律师。陈志皋是海宁望族之后，其父陈其寿在法租界当了18年的刑庭庭长，在上海司法界一言九鼎。

　　陈其寿一家都很欣赏黄慕兰。经组织同意，黄慕兰被陈老爷子收为干女儿。在陈氏父子的周旋下，关向应被放了出来。

　　在此期间，黄慕兰还立下“奇功”一件。那天，黄慕兰在与陈志皋看电影的路上意外得知：码头工人出身的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已经被捕、并且叛变吐实。当时，向忠发与周恩来夫妇同住，掌握的情报非比寻常。

　　黄慕兰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她马上借口身体不适放弃观影，打电话约见上海地下工作负责人潘汉年。短短两小时之内，这个消息便由黄慕兰传给潘汉年，再由潘汉年转给康生，最后送达周恩来。

　　果然，当日午夜，向忠发带着巡捕房的人前往抓捕，扑了个空。因为黄慕兰的高速应变，确保了党的核心人物安然无恙。

肝胆照人 百折无悔

　　1935年，贺昌在游击战争中牺牲。同年，带着“继续支持营救被捕同志工作、婚后互不干涉个人行动、允许将来与前夫遗孤相认”的三项约定，黄慕兰与陈志皋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她对外宣称脱党，改名“定慧”，上海社交圈皆以为她是初婚。

　　“我嫁给陈志皋是因为我决定牺牲自己。因为志皋曾经救出一位中央委员，而且为党做事花了很多钱。”对于这一次婚姻，黄慕兰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经这样说过。

　　在陈志皋的掩护下，已然是“上海名媛”的黄慕兰开始进入金融界，主理当时已经破产的上海通易信托公司的调停复业事宜。成功之后，她成为上海最上层的银行家俱乐部的一员，与上海当时的头面人物虞洽卿、杜月笙等都有来往。

　　从此，黄慕兰的资源可以游刃有余地帮助上海的地下工作：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的抗日刊物《文献》，就藏在通易公司办公；机密文件和珍贵手稿，都能安全地保存在通易的保险箱中；当时的进步社会运动，很多都得到黄慕兰出面办妥的无限透支户头的资助。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还提到过自己跟着母亲许广平去向“上海抗日妇女中经济实力最强的黄定慧女士”筹借款项的情形。

　　就这样，她以豪门女主人、银行家和大律师夫人的身份，穿梭于各种政治光谱、斡旋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之间。这也造成她日后一再被怀疑和审查，命运十分坎坷，甚至，一些传记作者还将她写成“国民党政治掮客”。

　　解放后，黄慕兰大多数时间都在用笔回顾历史。除了2003年出版的《黄慕兰自传》，她最长的一部自传至今仍然遵守纪律不能公开，因为里面埋藏了太多不能说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