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是多少年来中国人所熟知的一句话，起源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何以来到东方，从而彻底改变了古老中国的命运？今天，不管我们从哪个角度审视，有一个人物静静地站在历史的坐标上，始终无法绕开。

　　正是他，第一个把全面系统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介绍到中国，从而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华精英，推动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之一、浙江义乌人陈望道。

　　日前，浙江大学出版社在陈望道诞辰120周年之际，推出了历经6年时间精心编撰而成的350余万字，10卷本《陈望道全集》，旨在为广大读者还原一个更为真实的陈望道。浙大出版社总编徐有智说：“这套全集既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纪念，也是对陈望道先生本人的最好纪念。”

　　首译《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人为什么是陈望道？这有巧合，也有必然。在离复旦大学不远的一处寓所，记者拜访了陈望道之子陈振新教授，追忆90年前的往事。最近，复旦大学成立了陈望道研究会，陈振新也是其中的一员。

　　《共产党宣言》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一个纲领性文件，篇幅不长，却意义重大，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潮流，吹响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号角。俄国十月革命则第一次将社会主义制度呈现在人们面前，由此也使马克思主义传遍世界。作为俄国的近邻，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受到影响和鼓舞，开始重新考虑国家的道路问题，不断发表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的片段，但还没有一部完整的翻译本。

　　“1920年3月，戴季陶找到了邵力子，商量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事。其实最初戴季陶自己想翻译，但觉得很难，商量之后，他们想到了陈望道。”陈振新说。

　　之所以难，是因为翻译《共产党宣言》必须具备至少三个条件：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的了解；二是最少要精通德、英、日三门外语中的一门；三是要有较高的国学素养，让中国人能够看懂。

　　而陈望道自1915年赴日留学后，4年间曾在多所大学学习，主修语言，涉猎多个学科，精通日语。更为重要的是，他阅读了《资本论》等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深受影响，回国后发生的“一师风潮”，更让他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日本回国后，陈望道经推荐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员，与同事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共同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并推行标点、拼音等改革措施，倡导学生创办《浙江新潮》等杂志。1919年11月，一师学生施存统在陈望道的指导下在《浙江新潮》上发表的《非孝》一文引起轩然大波，《浙江新潮》被当局查封，校长经亨颐假期被调离。一师学生闻讯后返校参加斗争，杭州学联发动各校学生4000多人游行请愿，结果遭到镇压，数十人被打伤，这便是有名的“一师风潮”。

　　“这件事对父亲触动很大，仅仅是一点点教学改革，当局已如此凶残，竟然出动军队，让他意识到改良是不行的，中国必须寻找新的道路。”陈振新说。因为这一事件，被称为“一师风潮”中“四大金刚”之一的陈望道无法在学校立足，也就在此时，他接到了邵力子的来信，请他翻译《共产党宣言》，并带来了日文版和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于是他回到了老家义乌分水塘村着手进行翻译。

　　在分水塘村，记者看到陈望道故居已被重新整修。陈振新介绍说，当年就在屋外的柴房里，父亲闭门译书，一日三餐都由祖母送去，期间还留下了他工作过于投入误蘸墨汁吃粽子的美谈。一个多月后，在1920年4月底终于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带着译稿，陈望道来到上海，经李汉俊、陈独秀校阅，在1920年8月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出版，首印1000册。因为初版时把书名印错，9月再版重印1000册，并把书名改正过来。

　　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人们还能在《共产党宣言》译本上看到，陈望道最初将马克思的名字译为“马格斯”。由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路）成裕里12号的又新印刷所起航，《共产党宣言》从此在中国传播开来，后来平民书社、上海书店、国光书店、长江书店、新文化书社等相继大量出版《共产党宣言》。到1926年5月，《共产党宣言》已是第17次出版，仅1926年1月到5月，平民书社就重印了10次之多。北伐战争时期，《共产党宣言》随军散发，几乎人手一册，思想火种遍播全国。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之后，华岗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成仿吾、徐冰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先后出版，不过论流传之广、影响之大，陈望道的首译之功无可替代，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也推动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920年夏，毛泽东在上海读到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校对稿，他后来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这本书铭刻于心，让他建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对陈望道说：“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

　　除了翻译《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陈望道还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

　　陈振新说，1920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上海成立，参加人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沈雁冰、陈望道、李达、邵力子等，总共不到10人，内部就叫共产党，设立了组织机构，由陈独秀担任书记，陈望道为劳工部长，他们二人与李汉俊共同组成研究会的核心。研究会通过组织工会和出版刊物，对工人和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后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又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望道曾担任临时代理书记。此时《新青年》正式成为党的机关刊物，同时出版《劳动界》、《共产党》等杂志，陈望道撰写发表了不少文章。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外国语学社，陈望道担任教员，刘少奇等一批后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是外国语学社的学员。

　　继上海之后，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都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诞生条件逐渐成熟，“一大”筹备工作随即展开。然而就在此时，李汉俊与陈独秀之间由于经费问题发生了矛盾，陈独秀疑心较重，将陈望道也牵扯其中。“我父亲年轻时有个绰号叫‘红头火柴’，可能是年轻气盛吧，比较直率，他看不惯陈独秀的家长作风，所以他被推选为‘一大’代表，但最后没有参加会议，事实上他也是代表之一。”陈振新说。

　　虽然不与会，陈望道依然积极从事党内工作，通过公开演讲等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一大”之后，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成立，陈望道被推选为书记，次年参加了中共“二大”。 “二大”后陈独秀依然故我，家长作风不改，终使陈望道离开组织转向从事文教工作。

　　陈振新与父亲相处28年。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中，陈望道从不和他谈以前自己做的事情，平时言语不多，显得有点严肃的样子。“我母亲说他是‘热水瓶’，外冷内热。他话很少，难得跟人主动交谈，不了解的人还以为他很难相处。”陈振新说，就像他当初离开组织时对同志们所说的，他只是对某些人的作风有看法，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终身不变，他将继续“在党外为党效劳”。

　　人们或许会把陈望道的举动视为一时意气，但令人钦佩的是，他一直都在践行自己的承诺。上世纪20年代，他接受党的指派，先后到上海大学、中华艺术大学等任教，并担任校领导职务，邀请鲁迅等人前来讲课，培养党的后备干部。1931年，复旦大学的进步学生为集会敲响校钟，校长决定开除，时任中文系主任的陈望道拒不签字，被迫离开了复旦。1941年国民党因为他的声望，请他出任重庆复旦大学训导主任，为方便掩护地下党的工作，他答应做了半年复旦大学的训导长。

　　新中国成立后，陈望道长期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并在1957年回到了党内，为了工作需要，这个秘密直到1973年“十大”召开前才对外公开。陈振新始终记得，他大学毕业后到复旦大学工作，平时话很少的父亲特意把他叫到身边，告诫他：即使一般复旦老师做错了可以原谅的事，你也不可以做。

　　这种对家人的苛刻似乎有点不近人情，陈振新的妻子朱良玉说起一件旧事。有一次孩子发烧，刚好陈望道要去市里开会，又正巧经过医院，身为爷爷，他硬是没同意搭车，而要朱良玉带着孩子坐公交车去医院。然而对于学校和他人，陈望道的表现完全不同。复旦大学老书记王零曾经揭秘，1965年，复旦大学60周年校庆，修建校门缺口一万多元，是陈望道校长捐出了全部稿费，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这个秘密师生们并不知晓。1977年逝世前住院期间，陈望道念念不忘的仍是学校，每次组织上来人探望，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总是说个人没有要求，只是想为复旦人说句话，希望尽快把复旦划入市区。他逝世后，陈振新遇到一位曾受陈望道帮助的老教授，对方紧紧握住陈振新的手，有点哽咽地说：“望老是好人啊！”

　　越来越多的细节汇集在一起，勾勒出一个清晰的人物形象。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生都在孜孜以求；被人称赞不难，难的是离世多年仍被常常感念。作为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老共产党员，陈望道终其一生都在沿着信仰的道路坚定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