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桥　　　　　　　　　　　　

　　《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第二卷（以下简称“省党史二卷”）记述的时间为1949年至1978年。这段期间我在浙江工作，经历了这段历史的全过程，因此一边读党史稿，一边回忆逝去的岁月，感到十分亲切。可是亲切不等于深刻，读完书稿才使片断的历史碎片变得完整；从事物发展的曲折历程中，找到了因果联系；不少问题得以释疑解惑，甚至豁然开朗，真是开卷有益，受益匪浅。

　　这部著述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和优点：

　　一、从浙江实际出发，又与《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保持一致。中国共产党是统一的党，《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记的是全党的事，当然也包括和涉及浙江的事，包括浙江党的活动。“省党史二卷”的编写紧紧抓住主题、主线，分清事物发展的主流、本质；同样按照这个时段分四个时期来撰写；注意在重大问题上保持一致，这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又从浙江的实际出发，写浙江党的活动，记浙江的事。诸如：解放初期浙江省委认真分析浙江的政治、经济状况，指出国民党在浙江有长期反动统治的社会基础和较完备的反动统治机构，经济上当时农村凋敝，工厂歇业，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从这一实际出发将党的工作重心暂时转向农村，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浙江作为著名的“鱼米之乡”，素以精耕细作著称，“省党史二卷”详记省委及江华同志千方百计抓农业的多种举措，至1955年粮食总产量已超历史最高水平，从缺粮省一跃成为余粮省。浙江又是“文物之邦”、“戏剧之乡”，戏曲艺术在浙江很有市场，传统剧目又十分丰富。《十五贯》进京参加全国会演轰动了京城，这些具有鲜明浙江特色的内容在“省党史二卷”中都作了详记。

　　二、实事求是记述这个时期省委殚精竭虑，精心谋划，带领全省人民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果，又记述了在艰辛探索中付出的学费和重大代价。记成绩有数据，有事例，有分析，有概括，并瞻前顾后，如指出1956年到1966年“十年建设所取得的进展，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初步的物质技术基础。”对探索所付出的学费，不夸大，不缩小，言之有据。同时认真分析了大背景和小环境、主观和客观原因，以及纠正的过程，令人信服。

　　对毛主席多次来浙江，书中作了记述，并作了具体分析。总的来说，毛主席多次来浙江是对浙江的干部和群众莫大的鼓舞，使浙江省委得风气之先，中央决策早知道，有利于及早谋划，开展工作。也使浙江取得的某些经验得以及时推广，扩大影响。如“枫桥经验”经过毛主席批示、首肯，影响全国。也不能否认毛主席的一些失误在浙江造成不良后果。如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意见，将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禄定为右派，成为浙江反右派严重扩大化的最重大事件。

　　三、不回避矛盾，切实记好“文化大革命”在浙江。关于浙江的“文化大革命”民间有不少口传版本和故事。这些只能参考，难以为据。“省党史二卷”不避艰难设专编予以记述，记述浙江作为“文革”的重灾区是怎样从学术批判、全面混乱、大规模的武斗等一步一步陷入深渊，导致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以致“鱼米之乡”粮食匮乏，要吃外省支援的地瓜杂粮。同时也记述了广大干部、群众对“文革”的困惑、抵制和抗争，如初步纠“左”的斗争、杭州的“四·四事件”、反对“四人帮”斗争等都作了记述，给浙江“文革”史留下完整的记录，并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

　　四、“省党史二卷”的问世是党史征集、研究长期积累、深化的结果，非一朝一夕之功。“省党史二卷”从史料征集到形成送审稿历时23年，其间随着资料工作的不断深入，档案的开放和逐步解密，为编写该卷提供了大量可靠的史料。同时在此期间出版了不少党史相关的著述。如《浙江党史大事记》、《当代浙江简史》等，还有各地地方史志的编写，都为编好“省党史二卷”打下坚实的基础。尤为可贵的是对上述史料不是简单照抄照转，而是纠误补遗，研究深化，既尊重历史，又从当代人的视角，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过去，总结历史经验，达到存史育人的目的。

　　（作者为著名方志专家、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