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醉 报道组 李郁莎　

　　这里，是一片赤红色的土地，在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南方七大游击战争根据地的“花名册”上，榜上有名。这里，也曾是一片“贫瘠”的土地，1984年人均收入仅212元，村集体经济多年挂零，是浙江省重点扶贫地区。

　　六十年过去了。

　　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个留下无数抗战故事的余姚四明山梁弄革命老区，变化令人惊讶。而今，老区人均纯收入近万元，俨然中国最富裕的红色老区之一。

抗日烽火烙下红色记忆

　　一条9.8公里长的水泥路贯穿各个村庄，一辆辆小轿车繁忙地来回穿梭，两层式的漂亮楼房星罗棋布，新鲜的自来水输送到每家每户，村民收看有线电视全部免费……

　　走进浙东延安，抗战名山四明山区，一路寻访浙东抗日武装的“心脏”梁弄老区，早已不见当年落后、贫困的模样。倒是战火在这片土地上依然清晰的“倒影”，每年吸引了80多万人次游客纷至沓来，创造近亿元的旅游收入，一点点地改变着老区的旧面容。

　　当地土生土长的85岁新四军老战士姜炳还记得，从1941年4月至1945年9月，我们战士在这里与日本鬼子和伪军进行了长期的殊死战斗，中共浙东区委旧址、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旧址、浙东行政公署旧址、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旧址、浙东鲁迅学院旧址等10多处革命遗迹都曾生鲜地上演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抗日救国、拯救民族危难的光辉历史。

　　他指着中共浙东区委西南边的一幢老式建筑说，这里是浙东行政公署旧址，后院当年是浙东抗日军政干校教导大队的驻地。

　　在其中一间房子里，我们发现墙壁上好像有着很多涂鸦。有的是人物，有的是文字，还有一张专门画着鬼子的模样。印象最深的是一幅壁画上画了6个游击队员，他们都朝着一个方向前进，那里依稀可以看出是一座城市，几栋高楼大厦。游击队员的身后，是连绵起伏的大山。在壁画的左上角，还写着“到宁波去”四个大字。

　　我们被深深感动了。难怪，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常常会被这里所吸引。那时，战士们每时每刻都要保持战斗状态，因为敌人随时都会扑过来。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还能涂鸦出这么有意义的壁画，这需要多么强大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绿色发展书写老区传奇

　　红色遗迹，留给老区的是第一个求变的机会，“红区”漫长的蜕变最终指向老百姓的自我“涅槃”。

　　在村子口，我们看到一家可容纳上百人的农家乐，老板原本是当地一位普通的农民黄彭勋。像许多老区农民一样，耕种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而如今，他家里停着轿车，盖了三层的新洋房，每年赚个十五六万元已不成问题。

　　提起搞农家乐，黄彭勋有点不好意思，当年，村干部第一次迈进他家劝他带头搞农家乐时，被他难堪地回拒了。他反问：“农家乐是什么？不懂，搞不了搞不了！”村干部不放弃，长达三年的“游说”后，村子里的第一家农家乐开张营业。

　　“第一笔生意是二十几人的旅游团，一次就赚了四五百元，靠以前卖菜的话，得卖上好几个月呢！”黄彭勋尝到了甜头。如今，不过6.6平方公里的“红村”，像样的农家乐就有三家，每家年营业额都超过了一百万元。这个数据在整个四明山老区不过是个微小的“缩影”。

　　随处可见的“农家乐”，不自觉打破了老区生产结构，这是商业经济萌动的又一信号。

　　新生代村民徐永强技校毕业后，一门心思回到老区发展。他承包的20亩田里长满了天南海北的“奇怪”农作物，有日本的网瓜，也有美国的桃子。徐永强很有感触，十几年前，村里的年轻人都往外跑，如今，更多的经济业态扎根老区，过半的新生代都回到了村里，生鲜的面孔，亦是生鲜的创富动力。

　　冯岳良在东溪村开起了第一家消防器材厂。每天，他走进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网站，处理订单。像他一样，坐在红色村庄里做生意的年轻人不在少数。企业慢慢集聚、成长、壮大，老区经历商业经济的洗礼，就连小小的东溪村也建起一个“工业园区”，园内已有30多家企业。红土地上走来的村民，朝九晚五，穿上制服，当起上班族。

　　商业“自觉”带给老区的效益是可观的。2010年梁弄全镇实现农村经济总收入28.5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就达19.5亿元，农村综合实力昂首跻身“全国千强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