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条重要原则和基本规律。九十年来思想建党有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当前党的思想建设任务艰巨，而列于首位的是使广大党员干部坚定崇高的理想信念。

　　怎样朝着使我们党更加马克思主义化、先进化的总目标建设党？九十年来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告诉我们：思想建党或者说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是一个重要原则、必经途径和确实保证。

一、着重从思想上建党

是党的建设一条重要原则和基本规律

　　“思想”一词，在中国共产党的语境里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自觉的党性锻炼和自我改造，从组织上入党到真正从思想上入党等。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就是着重从这些方面入手建设党。

　　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原则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他早在1929年《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就从党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认定党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矛盾，即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矛盾。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用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以坚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1941年，他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阐述党的政策时说，既要保护社会经济中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又要“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警惕“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1942年，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针对党内的思想不纯现象，批评有些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鲜明地提出“思想入党”的命题。1945年，他在党的七大上根据绝大多数党员都是新党员，“在他们之中存在着各种不纯正的思想”的实际状况，号召“更大地展开党内的思想教育”，作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的著名论断。1949年，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及时地提醒全党革命胜利后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即“两个务必”。

　　毛泽东关于从思想上建党的论断和原则，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突出亮点和特点、精髓和灵魂，其提出是必然的和完全合乎逻辑的。

　　第一，这是我们党的固有性质所使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即先锋队，党的这种性质，要求党必须马克思主义化，始终保持并不断发展先进性。而党的先进性，首先体现在思想上的共产主义纯洁性，不仅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和各级党组织应当保持这种纯洁性，还要使党员真正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由此决定了能否达到这种要求，关键在于党能否高度重视并有效地进行思想建设。

　　第二，这是我们党的组织基础特殊性所使然。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但党是诞生在工人阶级人数不多而农民、小资产阶级却极其广大的国家，党员中的工人成分是少数，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必然会把这些阶级的错误思想带进党内，即使是工人成分的党员，由于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也难免滋生一些错误的思想。这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各种非无产阶级、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矛盾，成为党内最本质最主要矛盾的深层原因。由此决定了党的建设的首要问题，是思想建设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思想教育党员，纠正和克服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切实解决许多党员“思想入党”问题，成为党的建设的中心议题。

　　第三，这是思想建设在党的全部建设中的突出地位所使然。党的思想建设，是党的政治建设的基础，党的正确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必须以广大党员的良好思想政治素质来保证；是党的组织建设的前提，思想上的统一才会有组织上的统一，使党的组织始终保持纯洁，纪律严明，具有坚强的战斗力；是党的作风建设的关键，党的马克思主义优良作风，只能以广大党员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观和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为支撑；是党的制度建设的根基，只有从思想上深刻启发和不断提高党员的觉悟，党的一切规章制度才能得到自觉遵守和有效实施。由此决定了在党的全部建设中，思想建设居于首要的核心的地位。

　　毛泽东关于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命题，虽然是在革命时期提出和确立起来的，却是揭示了党的建设一条重要原则和基本规律，它所蕴含的原理和精神，具有最大普适性和长远指导性。正是因为遵循了它，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党。在当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和平年代，同样只有遵循了它，才能把我们党进一步建设成为更加马克思主义化的政党。

二、九十年思想建党的历史轨迹和经验教训及其深刻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九十年历程中，有过许多独创和成功，经验弥足珍贵；也有过不少偏颇和失误，教训极为深刻。我们不妨把它划为四个阶段或时期，分别作些简要回顾和反思。

　　第一个阶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总的来说，思想建设搞得非常出色，不仅正式提出和确立了思想建党的原则，而且有独树一帜和产生重大影响的举措，这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事例上：一是1929年毛泽东为党的红军第四军九大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系统总结1927年南昌起义以来红军中的共产党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的相当丰富的经验，使红军肃清旧式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就是发端于这个决议。决议的基本精神既适用于军队中党的建设，也适用于整个党的建设。二是1942年春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进一步从思想问题上总结了过去党内在革命的基本理论、战略策略方面的分歧，针对广泛存在于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倾向及其表现形式党八股，按照马克思主义思想原则整顿党的作风。这个运动很快地在党内党外引起了怎样从实际出发的观点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观点对待马列主义原理，怎样使马列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即怎样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以及怎样对待过去党内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大讨论，使广大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大大提高一步。在这个基础上，1945年4月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七大胜利召开作了充分思想理论准备。延安整风是实行思想建党的典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也是国际共运中的一个创举。

　　第二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接着进入社会主义建设至“文化大革命”发动前的时期。总的来说，党的思想建设既有正确也有偏差，既有成绩也有损失，两种趋向、两种结果同时存在，并且互相交织、互相影响。一方面，建国初期，党按照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要保持“两个务必”的告诫，高度重视思想建设，于1950年进行大规模整风，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改善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1951年，又决定用三年时间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地进行一次整党运动，要求克服党在某种程度上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现象，于1954年基本结束。这次运动使广大党员进一步坚定政治信念，明确政治方向，保持廉洁奉公、克勤克俭、兢兢业业的作风，保证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任务的胜利完成。50年代中期“三大改造”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结合新的形势任务，又作出了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等一系列对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思想建设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论断，党中央还决定于1957年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这些对于党的思想建设，也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和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在建国初期的思想建设工作中，“左”的倾向已见端倪，不适当地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胡风反革命集团”等的批判运动，把思想建设开始引上歧途。特别是1957年的整风，在被扭曲了的阶级斗争观点指导下，转变风向，发动一场大规模反右派运动，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严重干扰了党的思想建设，制造了人人自危的气氛，恶化了党同党外人士的关系。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进而以路线斗争名义压制党内不同意见，使党内关系也趋于紧张。其后，又正式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片面强调“突出政治”、“思想第一”，并开展农村“四清”和城市“五反”运动，大批“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和“修正主义路线”，使党的思想建设发生异化。当然，这期间也提出过一些正确的观点，比如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但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正确观点实际上不起作用，成不了气候。综观这一时期的思想建设，起初是正确的东西占主导方面，接着是正确和错误两种趋向并存，后来是错误的东西成为主流。

　　第三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总的来说，思想建设中以阶级斗争为纲被当作根本指导方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被当作根本指导理论。于是思想政治领域全面地开展对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对一切“封、资、修”和“牛鬼蛇神”的大批判，对“反动学术权威”的大批判，对“教育黑线”和“文艺黑线”的大批判，大搞全党全民“兴无灭资、斗私批修”等等，把思想建设方面“左”的一套观点和做法推到极端，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同时还提出了一个“五十字建党纲领”，即“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把“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作为建党的唯一宗旨。按照这个纲领整党建党，势必把党的建设包括思想建设引导到远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轨道，使争权夺利、破坏组织纪律、大闹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等恶劣思想作风在党内外大行其道，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全面专政”，造成万马齐喑、思想僵化的严重局面。可见，这一时期党的建设首先是思想建设，从理论基础到指导方针到实际做法，都是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

　　第四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时期。总的来说，党对思想建设高度重视，并且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措施，取得了不少实效，这是主流。回顾历史，早在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极为关注新时期中如何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问题。他针对“两个凡是”，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针对拨乱反正中冒出来的右倾思潮，郑重宣布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针对党内存在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的现象，要求坚决克服涣散软弱状态，强调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针对有人居然批判“大公无私”等庄严革命口号，深刻论述了在新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应有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风貌；针对“文革”给党造成的破坏，提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这就为我们党既在拨乱反正中坚决肃清“左”的流毒，又防止右倾思潮的干扰，正确开展两条战线思想斗争，提供了理论武器。十二大以来历届党中央也反复阐述思想建设的重大意义，尤其是江泽民于1989年明确指出：强调从思想上建党，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创造性发展，抓好了这一条，党的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因此，加强党的建设，首先就要切实加强思想建设，而加强思想建设的一个直接而现实的目的，就是要解决相当一部分共产党员思想入党问题。历届党中央还采取一系列实际措施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比如：1983年，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要求广大党员努力提高共产主义觉悟，增强党性，还进行了党员重新登记；1998年，十五届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县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中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教育；2005年1月至2006年6月，十六届党中央又领导全党开展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马克思主义集中教育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而作出的巨大努力和重大举措。但是也要实事求是地承认，邓小平、江泽民的谆谆告诫并没有为全党同志所真正理解和接受，1983年那次整党实际上不很成功，以后几次教育活动也只取得有限效果。根本原因，从客观上说，新时期党面临的国内外复杂形势的考验极其严峻，特别是国际共运遭受严重挫折和国内发展市场经济大潮对党的队伍建设形成巨大冲击波；从主观上说，党的思想政治领导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涣散软弱状态，导致先后四次出现右的错误思潮甚嚣尘上的现象以致酿成事件，尤其严重的是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全国性政治风波。这些现象和事件都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和后果，也对党的思想建设提出了许多需要深刻反省的问题。所以政治风波过后，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思想政治教育，并振聋发聩地警告：“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十四大以来历届党中央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大力抓党的建设特别是思想建设，使广大党员思想政治面貌有很大进步和改观，但同时许多党组织“一手硬、一手软”，放松思想建设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党的队伍中依然存在不少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纪律不严、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等突出问题，党的先进性仍面临严峻挑战。

　　综观九十年来党的思想建设的基本轨迹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可以得到如下几点深刻启示：其一，对于思想建设的认识必须充分到位，始终把它当做党的全部建设的中心环节和基础工程。其二，思想建设的根本是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全体党员，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首先要把思想路线搞端正。其三，搞好思想建设离不开积极的思想斗争，坚持运用延安整风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其四，在思想建设的指导方针上要实事求是全面辩证，防止各种片面性特别是既要防“左”又要防右。其五，不能忽略在思想建设中强调全体党员务必加强党性修养和锻炼，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自觉地努力改造主观世界。

三、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当前思想建党的首要任务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江泽民、胡锦涛等党的主要领导人，都反复强调新形势下对广大党员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党从十二大到十七大，历次代表大会报告都有专章论述党的建设。十二届二中全会、十三届六中全会、十四届四中全会、十五届六中全会、十六届四中全会、十七届四中全会，还先后六次专门就党建问题作出决定。贯穿其中的基本精神之一，是强调思想建设的首要地位，突出理想信念问题。2009年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明确指出当前党内存在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六个方面主要问题，第一条就是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强调“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全党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中之重”，要求教育引导党员“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据此可以认为，当前党的思想建设第一位任务，是使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而且根据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实际，尤其要解决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认识问题。

　　我们之所以要讲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因为：

　　第一，顾名思义，共产党就是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党，共产党员应是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人。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说，“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这就是在共产党的名称中已蕴含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必然逻辑。也惟其如此，在党章中历来就开宗明义地宣布：“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并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既然如此，我们讲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就是天经地义，逻辑使然，尽可理直气壮，无须躲躲闪闪。

　　第二，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最值得憧憬和追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出，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里，生产力高度发展，有计划组织社会生产，实行按需分配，没有人剥削人和两极分化，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国家自行消亡，人们思想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都能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社会。如今社会上有许多人难于接受“共产主义”一词，主张少谈些“主义”。这可以理解，也无关宏旨，名称并不重要，相信他们实际上不会否认这是一种最理想的人类社会。但是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必须明白这就叫做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可以说是对这种理想社会的理论描述和科学命名，应当自觉地把实现这种社会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

　　第三，人类社会最后终将走向共产主义，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总趋势。老祖宗关于未来社会的预测和概述，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透彻分析、深刻揭示其客观规律基础上的，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两大划时代发现为理论支柱的，不仅指明了其实现的必然性，还找到了能够予以实现的主体力量（工人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和基本途径（工人阶级的革命和政权），因而是科学的，与欧洲历史上那种空想共产主义和乌托邦社会主义有原则区别。我们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和信心之源，就在于此。

　　第四，没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就不会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信心。现在我们搞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如果不与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联系起来，难免走偏方向。一般地搞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是西方资产阶级也能做的事情。共产党人的高明之处，在于把它们纳入社会主义轨道，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是走向共产主义，也是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和创设条件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和必须经过的途径。这其实就是如何正确把握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关系问题。我们应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 既要脚踏实地贯彻党的最低纲领，按部就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好，又要志存高远仰望党的最高纲领，时刻牵挂共产主义光明前途。

　　第五，惟有确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才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由此而来的正确的权力观、事业观、荣辱观、名利观。没有这些“观”，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会陷入片面性，就会把注意力仅仅限于物质文明的建设，甚至仅仅限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被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所俘虏，浑浑噩噩、庸庸碌碌，鼠目寸光、锱铢必较，只图索取、不知奉献，乃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胡锦涛同志说过：“理想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这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说到了关键上和要害上。

　　归根结底，我们之所以要讲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人，应当做党章规定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理想信念问题彻底解决了，共产党员才真正从思想上入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