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文敏　

　　《访问》是著名畅销书作家梁文道的最新力作，书中选了15个与书有关的“有想法、有意思”的人与梁文道对侃。这些人有的是文章大家，有些是用传统手法制作“大书”的奇人，有些身份为文化官员却是侠气与书卷气兼具者，还有的为世界著名旅行图书“孤独星球”撰稿的年轻女子……里面许多人物平时虽然或以文章出名，或身为著名媒体创办者，本人却不愿出现在大众传媒上，比如董桥、比如黎智英等人。梁文道却有办法让他们在他面前聊得性情毕露、趣味横生。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去观赏CEO对话之类的节目，难道他们不觉得那些人说的东西都很相似吗？”

　　“我不得不评论一下近年流行的那种访谈文体，在那种文体里面，采访者几乎比受访者还重要，他的目光无处不在，他的感想接连不断：从对方点什么饮料开始，一直到某个最细微最不可察觉的小动作，全都逃不出作者的法眼。在这种文体里头，探访者成了作者，总是毫不厌倦地要人注意到他有多聪明，他的文笔有多绚丽。因为他是作者，所以被他采访的人就成了一篇散文或小说里的角色了。”

　　梁文道的《访问》必然要谈及“访谈体”。以上是他这本《访问》中被“梁粉”传抄最多的两段话。因此，也是梁文道本人做“访问”节目或图书时的宗旨。记者采访梁文道并不容易，这是个典型的空中飞人，仅采访时间就改期三次，最后终于趁他在北京做节目和演讲期间才抽出空来在香格里拉饭店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整个过程中，梁文道的温文有礼进退有据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寻找“有意思的”读书人

　　记者：《访问》中15个人是你随机寻找的，还是预先设计了题目再专程去找的？比如说，在老一辈文章大家中，为什么挑选了董桥，而不是李欧梵、余英时或其他人呢？

　　梁文道：这些都是我为一份读书杂志《读书好》所做的访谈。都是趁外地朋友到香港时做的。这一系列的访谈也可以说是很偶然，因为时间或是预算什么的各方面原因，只能逮到什么人做什么访谈。可是其中肯定有必然性。他们都是我自己颇感兴趣的、好读书、有知识、有想法、有意趣的人。董桥本人原是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的，但因为对我的信任，所以唯独接受了我的访谈，你看他在回答中称，不可以把自己的书房亮给公众看的，那都是最隐私的东西，可见他有多抗拒在公众面前坦诚自己。另外像黎智英，虽然他是香港媒体界大佬，但宁愿躲在幕后不露面。他的杂志报纸是很俗很八卦的那种，但他个人读书却高雅艰深，把哈耶克的全套英文著作一一啃下来，这种功夫不是一般人可以有的。我想让大家看到一个人的复杂与多面。

尽可能突出叙述者本身

　　记者：你是事先定好采访题目还是现场侃着再说的？

　　梁文道：我都是事先做过大量功课，作好充分的准备定好题目之后再做采访的，但到了现场会有许多变数，你作为记者也知道，是不是？我不认同现在的许多访谈，从采访者个人的角度发表了太多见解和看法，这样的文章突出的是那个访问者。比方说，有人采访梁文道，就说：他穿的什么，戴的什么，他怎么激动地说等等，都变成一种形式化的东西了。但我在这些访谈中都尽可能地去掉那些主观描述的字样和我说的许多话。尽量不作判断，不发表感想，语气也尽可能保持中立。从我的语气中你基本上看不出我个人的立场所在，你只能从我所选择的人、选择的话题来猜测我的观点和想法。在香港这样一个地方做事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在文化上兼容并包。因为香港的文化人一直都是边缘化的，你在做什么都没太多人理的，更不用说你想做什么。所以，这倒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空间。所以，作为一个媒体人，我想回到采访本质的状态，就是牢记我所采访的事比我这个人重要得多。但做访谈最最累的是后面的剪辑工作。哇，那是很耗时间精力的事，所以我不太愿意做访谈，自己写一篇文章要轻松多了。因为在谈话当中，双方基本上是海阔天空随意之至的，而我必须说许多的话，才能引出别人有意思的切合主题的话来。最后的剪辑工作全部都是我自己完成，没有一个人可以替代这个工作。

　　记者：其中一个受访者“十年砍柴”（网名）是一个非学院派的历史学家，或称历史研究者，在你对他的访谈中谈到了历史观，从两个方面引用了余英时先生对历史研究的看法：一是研究历史必然要有现实的关照；二是对研究历史的现实情怀要有所警觉。你想来对此有相同的看法，能谈谈吗？

　　梁文道：我完全赞同余英时先生的历史观。我们任何一个现代人都会受到历史的影响，没有当代的观照，无法很好介入历史，但又不能简单地“六经注我”。真正严谨对待历史的人，会从历史中找出不重复、有趣味之处来，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帮助读者进入那个情境。

　　记者：接下来还有哪些采访计划？

　　梁文道：尽管很累，我会不断做下去的。但采访中总有些出乎意料的事。比如我采访过刘小枫和唐诺，不料回来一看，录音机坏了，什么都没了，让人非常沮丧。在这本访问集中我比较遗憾的是女性太少了，只有一位《孤独星球》的撰稿人邹颂华，太少了。接下来会多采访些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