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是社会诚信的底线，从三聚氰胺到染色馒头，食品变成化学试验品震惊社会，社会的诚信安全底线摇摇欲坠。

　　有法不依，监管失灵。从监管者到制造者缺乏最基本的责任心，呵护诚信的行为得不到基本鼓励，产权保护失灵造成食品劣胜优汰，是食品安全崩溃的三大主因。

　　中国不乏成阶梯状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但再严格再完善的法律条文也无法抵挡一次恶劣案例的示范。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的法律处理表面非常严格，实则是抓大放小，既未追溯三聚氰胺的源头，也没有追究三聚氰胺的厂家与化学家们的责任，给不法厂家们划出了一条明确的造假处罚底线——销售者可能被判处死刑，食品生产厂家被判处无期，官员可能异地为官，而绝大部分的利益链条上的人不会受到触动。

　　监管法律执行不力是一个因素，而执行成本过高是另一个因素。今年中国全国两会期间，有媒体报道称，目前中国食品生产加工单位约有44.8万家，其中80%为10人以下的小企业、小作坊；食品经营主体约323万家，有证餐饮单位约210万家，无证照的小作坊、小摊贩和小餐饮则难以计数，食品安全监管对象点多面广，小、散、乱的特点突出，执行成本甚高。

　　此外，按照食品安全法，国家鼓励社会团体、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开展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以及食品安全标准和知识的普及工作。新闻媒体应当开展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以及食品安全标准和知识的公益宣传，并对违反本法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但很多时候，新闻媒体对食品安全的监督被限制在一定程度与一定范围，当更多的媒体准备追究那些生产有毒食品的化学家们，那些以造假为生的地区，为受到毒害的人伸张正义，却受到了来自资本与权力的双重阻碍。并且当社会监管无法有效运行时，食品安全监管只能以执法检查的方式进行，这也导致执行成本居高不下。

　　食品安全并非无解之结，中国的出口食品安全比内销食品的安全系数要高得多。出口的食品管理一竿子管到底，从销售一直管到农场的源头，高质量的食品得到了高售价，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发挥了正面作用。而内销食品恰好相反，普遍的食品安全危机无法塑造令人放心的绿色食品品牌，各方展开了残酷的价格竞争，在恶性竞争体制下降低成本成为常见手段，而大一统的市场因此被分割的小农场取代，越来越多的高收入人士宁可投资农场，以高价吃上放心菜。只有在管理上一竿子插到底，实行真正的全民舆论监督，让造假者心惊胆战，让诚实商家收获品牌溢价，中国的食品危机才能从根本上得到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