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食品安全问题又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诚信和道德之于市场和企业是非常重要的，传统中国是一个讲究道德的社会，那时对一个商人的最高褒扬，谓之“儒商”。“儒”字，强调了商人要讲道德、有担当，诚实守信，具有一种造福社会的情怀。但今天，儒商的品格在大多数为商者那儿已成为一种稀世珍品，取而代之的是投机取巧、奸诈使坏、不负责任、轻视健康、漠视生命。简言之，一切都为了利润，甚至敢将社会道德踩在脚下。

　　企业道德的大面积溃败，很大程度上与转型期的社会价值真空有关。在转型中，旧的价值体系被打破，新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共识还未形成。传统的社会价值体系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形态上的，当改革使中国城乡纳入到了一个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体系中时，商品交易范围极度扩大，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价值观已不能适应这一要求。而在一个互不认识的流动社会里，如果国家采用经济刺激的方式鼓励致富，同时又无法对经济刺激的负面作用有效约束，那么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个人私欲和自利本性就会被无限放大，“自由地赚钱”就会成为社会实际奉行的价值共识。

　　但并不是说企业要承担市场道德滑坡的全部责任，市场道德的构建也离不开政府的监管。政府的一言一行、监管方式，对市场参与者都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

　　目前，在政府监管上存在的问题是，由于监管者和生产者信息不对称，以及监管的有效性和公信力不足，使得政府的监管往往滞后。除此之外，在产业利益和民众生命健康权发生矛盾时，政府往往不能把握好两者的平衡，致使问题发生后得不到有效查处。

　　在地方经济发展、产业保护与百姓健康的关系处理上，理应也必须是后者大于前两者。但对于一个发展型的政府来说，经济发展、财政收入是政府优先关心的政绩，这就可能导致政府监管职能行使不到位：在问题食品出现前，基于稳定税源的考虑，往往会优先选择保护本地企业的利益，使得监管流于形式；在问题食品出现后，出于保护产业的考虑，对问题企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所以，要让人们吃上放心的食品，要让企业有道德血液，就必须有对问题厂商、问题产品严惩不贷之决心，没有这样的决心和行动，一切都枉然。这就需要政府在把握经济发展、产业保护与人们生命健康之间的关系时，不能只考虑经济发展，还必须将人民的幸福和安全放在政府的目标函数中，并以此来考核政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