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部辛亥史，半部在江南。辛亥诸英烈中，蔡元培、章太炎最终还原文人本色，致力教育，执着国学，令人高山仰止；徐锡麟、秋瑾至死不易英雄豪气，振臂安庆，血溅轩亭，令人追思千古；陶成章竟然难免同仁毒手，会盟龃龉，兄弟阋墙，令人扼腕长叹，魏兰时或牵怀烈士行迹，字里行间，情深意切，令人唏嘘不已。

　　陶成章故居坐落在离绍兴市16公里的陶堰镇，故居并不难找，顺着小弄七拐八弯就找到了。我去的时候没有一个游客，这让我有些始料不及，是陶成章没有什么影响力了，或者说这座名人辈出的城市忽略了陶成章？

　　这是一所朴素的住宅，院子不大，折入门厅，猛然就撞见了一尊陶成章的半身塑像，光线落在塑像上，每一个细节都被放大，他亲和地注视着每一位来访者。塑像褪去了历史的烟火，显得端庄周正，纠正了史书上漫溢而出的血性和惨烈。

　　斯是陋室，“气壮河山”四个大字却让老宅无比地宏伟，深入了老宅的肌理。这是当年孙中山先生莅临绍兴祭奠陶成章所题，笔画雍容典雅，字意纵横捭阖，仿佛陶成章所有的气度都被它们掼揽。

　　这就是亲临现场的感同身受，感受到了来自历史的推力，仿佛空间抽空了时间，百年前的风云往事从历史的缝隙中一丝丝地漫溢而出。

　　陶成章（1877—1912），字焕卿，光复会领袖，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代表人物，经过百年的风云际会，即使现在的绍兴人对他也已渐渐陌生。

　　从故居墙上留存的照片来看，陶成章浓眉大眼，个子矮小精瘦，穿着一件宽大的和服，使得身材更加瘦弱，但不乏儒雅之气，这是一副上个世纪初标准的留日学生的形象。脱下和服的他，立即变成一手炸弹一手握枪的侠客和革命领袖。虽然外表平平，但丝毫不妨碍我对他的尊敬。

　　陶成章家境贫寒，但天资聪颖，少年时就接触新学，阅读了大量的爱国思想书籍，逐渐萌发了革命思想。他的刻苦攻读为日后写下《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和《浙案记略》等书章打下了基础。

　　1904年，陶成章留学日本归国，穿梭在浙江各地，四处联络会党，积极策划革命。陶成章为革命奔走时，蓬首垢面，用草绳扎着腰，穿着芒鞋经常日行八九十里。自从他参加革命以后，四过杭州，却再也没有回过家。一次将近除夕，魏兰劝陶成章说：“杭州、绍兴相隔一水，先生何不归里一游？”陶成章答道：“情字难却，一见父母妻子，恐怕就不能再出来了。”我们从这样的字眼中可以看出，陶成章有着朴素的品格，保持着吃苦耐劳的品行，保持着崇高的道德品性，这是榜样的力量，是革命领袖必须要有的准则。

　　但在他的身上有着传统道德评价的矛盾交错，一是他的大公无私，为天下苍生愿意捐躯赴死，可谓舍生取义。二是他弃个人恩情，置亲情于不顾。他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是无我的，是无私的，为了我之理想，而灭我之存在，这样的人在辛亥革命中并不少见，但他是最突出的一个。

　　1904年10月，陶成章与龚宝铨、魏兰等人在上海创立光复会，这群不同背景的热血青年集聚在一起，制订了详细的战略部署，大有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豪气与勃发。陶成章从策略上考虑到蔡元培的声望，以资号召，他们公推蔡元培为会长，章太炎为副会长，会务及联络各省会党的工作实由陶成章负责，陶成章成为光复会的实际掌门人。

　　去陶宅之前，我先拜谒了大通学堂。当年，徐锡麟、陶成章以此为基地广招会党，延揽人才，积极策划起义，大通学堂调度着整个江南的反清战斗。学堂墙上贴着这样一张字条：徐锡麟捐道台，陶成章捐知府，陈子英捐知府，龚宝铨捐同知，陈德谷捐同知。他们以捐官的方式，纷纷打入清政府内部，浑身绑满炸弹，等待时机引爆千疮百孔的大清王朝。但是，随着徐锡麟剖肝献胆，秋瑾血溅轩亭口，面对清廷的四处通缉，陶成章只得再次流亡日本。此后陶成章游走于南洋，多方筹措革命经费。

　　陶成章面对一次次失败，坚韧不拔，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充满了昂扬的斗志。陶成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试图以命酬国的勇气在江南打开一处血淋淋的缺口，以自己的一厢情愿描绘着共和的蓝图。

　　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前，活跃在中华大地的有多个革命组织，尤以同盟会、光复会、日知会、共进社和科学补习所为著，活跃于江南的光复会与同盟会曾经有过一段蜜月的合作期。

　　推翻满清过程中，光复会与同盟会由于奉行的信念、路线、经费等方面的矛盾累积导致激化，合作与排挤并存，严重时处于分而不裂的状态，光复会的领袖章太炎、陶成章与孙中山产生了严重的误会。江南光复之后，两会由矛盾逐渐演变成敌对。上海同盟会领导人陈英士先是刺杀光复会李燮和未果，紧接着大力排挤光复会，兔死狗烹变成了颠扑不破的真理，昔日的盟友转眼之间成为镇压的对象。

　　1912年1月14日凌晨，是一个杀机四伏的凌晨。几个人影闪进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医院昏黄的廊灯将他们的身影拉得斜长，人影轻车熟路地飘到陶成章的病房。一声枪响，陶成章命归黄泉。此刻，民国刚刚成立，就发生了革命党人内部的第一次暗杀。广慈医院的那声枪响，震惊了大江南北，举国舆论哗然，这是一声宣告民国民主破灭的一枪，也是葬送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一枪。

　　孙中山要求陈英士“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浙江都督悬赏三千元缉拿凶手，沪军都督陈英士也立即悬赏一千元缉拿凶手。很快，王竹卿被缉拿归案，成为这桩命案的替死鬼。

　　孙中山是否知道革命阵营中居然隐藏着一场惊天血案，幕后的主使人就隐藏在革命队伍的内部，就是他亲密的战友陈英士和今后党国的接班人蒋介石呢？如今一个世纪过去了，历史还是那样的扑朔迷离。默默无闻的蒋介石通过此次暗杀在政界开始崭露头角，他踩着同乡滚烫的鲜血向政权的巅峰一步步攀登而上。

　　辛亥革命的粗糙性和不彻底的格局在刺陶案中暴露，革命党内部围绕权力的再分配问题纷纷展开了搏弈，陶成章就是在这种复杂的政治背景下成为一个典型的牺牲品。何意百炼钢，化成绕指柔，一个堂堂的铁血英雄没有马革裹尸，竟然落到了被同志暗杀的结局。革命的践行者，共和的创造者，成为革命的受害者，这真是一个苦涩的下场。

　　刺陶事件起因除了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长期存在的内部冲突外，一个诱因是同盟会看到了陶成章巨大的影响力，以及潜在的威胁，陶成章不死，光复会就不亡。还有一个诱因是陈英士与陶成章的私怨深积。一次，陈英士、陶成章在上海嵩山路沈宅开会，他们因意见相左产生激烈争执，陈英士竟然用枪指着陶成章。由此看出，陈衔恨已久。

　　陈英士在上海光复后担任了沪军都督的高位，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空前地激烈，他无法有效地控制时局。南京朱瑞的光复军战斗力和实力强过同盟会，上海李燮和的光复军实力不俗，光复会的总部在上海，毗邻的浙江原本就是光复会的天下，假如陶不除，江南极有可能落入光复会的控制之下。同盟会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以陶成章的性格，光复会难以控制，特别是他们一意北伐的话，南北议和将出现破局，同盟会与袁世凯分享民国政权的意图将落空，同盟会的地位受到严重威胁。

　　陶成章一死，栋梁摧折，大厦呼啦啦地倾覆，光复会就此划上了一个时代的句号。想不到，一人之死居然牵涉到了一个组织的烟消云散，他的作用在此凸现出来。我想到了光复会的宗旨：“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也许会员们谨记宗旨，他们饱含隐恨，忍辱负重，携手退出了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

　　在利益的怂恿下，同盟会步步进逼，李燮和被撤职，上海的光复军遭到解散。广东都督胡汉民将许雪湫率领的光复军缴械。自陶成章和陶骏保后，许雪湫、陈芸生一一被党人暗杀。上海《新闻报》主笔金煦生写过一篇时评，其中有一句“空手而来，满志而去”，他指责部分同盟会要人剽窃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反过来，宋教仁、陈英士也遭袁世凯暗杀，辛亥革命的成果一再遭褫夺，何尝不是一次因果报应呢？

　　天下尚未安定，革命阵营内部就斗得天昏地暗，革命力量遭到了重大损失，以至于在袁世凯势力前力不能支。这就是民国现象。这种党伐也为民国今后的执政路线奠定了方向，一党专政，独裁统治，暗杀频仍，军阀混战，以及联共剿共，民国从党争中热闹登场，也在党伐中黯然退场，这是历史的必然么？

　　这一切，从当年刺杀陶成章和剿灭光复会后似乎就在冥冥之间注定了。

　　光复会始于上海亡于上海，8年的血雨腥风为辛亥革命的成功立下了卓越的功勋，光复会仁人志士的牺牲无比惨重，如徐锡麟、秋瑾等领导人的头颅高悬国门，这种牺牲和付出是晚清其他会党所没有的。光复会固然有种种缺陷，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有着认识上的先天不足，但是他们始终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在推翻封建统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陶成章死后初葬于西泠桥畔西凤林寺前，遗骸1964年迁往鸡笼山，文革时遭暴尸，1981年再迁往南天竺辛亥革命烈士陵园，与他昔日的战友徐锡麟等人安葬在一起。

　　坐落在岳坟街10号的陶社现已拆除，遗址上矗立起了一座中西混搭风格的建筑，即现在的香格里拉饭店。进进出出的红男绿女们不会晓得这位曾经的风流人物了。即使在他亲手参与创办的大通学堂，更多的是徐锡麟和秋瑾的空间，留给他的是一笔带过的名字和几张模糊的照片。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带着一丝矫枉，让我们情绪化地去怜恤失落者。想到陶成章死后家徒四壁，连两个遗孤也由党人抚养，真是让人唏嘘不已。陶成章留给这个世界的除了精神财富之外，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具体的实物了。故居墙上的老照片一一还原出当年的场景，就像一张张历史的补丁，拼接出一个断断续续的历史事件。但陶成章又是幸运的，他通过革命实现了理想，他看到了壮志成酬的那一天，比起那些倒在黎明前的志士们多了一份欣慰和从容。

　　不一会儿，天空阴霾下来，转眼暴雨如注，雨水嘭嘭地击打着白铁皮做的落水沟。由于光线很暗，整座大屋呈现出谜一般的状态。陶成章本来就是谜一样的人物，绍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故事。

　　比如陶成章如何在日本学过催眠术，编撰了一本《催眠术讲义》，以后在上海通学所讲授催眠术为人治病；比如陶成章是怎么练就成一个气功师；比如陶成章死后如何被孙中山授予陆军上将等等。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一切都不得而知了。绍兴有不计其数的这种老宅，大都附有一些传说，不知道是真是假，随着主人的离去，这些故事变得越发地似是而非。

　　陶成章给我最深的印象还是挂在堂屋正中的那张老照片，圆润的脸蛋，面色丰颐，神情朗俊，眼光亮亮的，有种幽灵一般的光泽。在偌大的空间中，就这么一张单人照，随着光线暗淡下来，他的眼睛仿佛从各个角度逼视过来，让人望而生畏，独自在老宅中有种说不清的孤独，有种表达不清的惶惶然。

　　正在这时，有几个操着北方口音的观光客从风雨中钻进来，他们一定赶了很远的路跑到这狭小的空间看望他，他们“蹬蹬蹬”地上了楼梯，又“蹬蹬蹬”地下了楼梯，那些茫然的面孔在故居中匆匆浮现，很快又钻进了风雨中。在他们凌乱的声音中我有些无措，仿佛我的脚无力跨出这个阴暗凄迷的空间。

　　出故居，门前横着一口宽阔的池塘，清风荡漾，微波涌起，一阵清新之气扑面而来。当年陶成章从这里乘上乌蓬船，踌躇满志，沿着水路向北出发，开始了革命的旅程，年轻的面影映照在水中一定生动无比。

　　只是，当年的水路已经被隔断，填塞成一方池塘，这方池塘再也映照不出当年的铁血年华，它和老宅相互凝视着，缄守着一个黯淡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