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在磨难中绽放

　　——谈谈孙惠芬的《秉德女人》

　　梁鸿鹰

　　中国底层女性经过漫长封建制度的挤压、社会的漠视，可谓历尽磨难，她们被压抑、被损害的境遇，早已成为中国文学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们文化经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秉德女人》对底层女性的描写显然承续了这个传统，是孙惠芬长期关注、研究这些女性的必然结果，作品不乏沉重、顿挫的段落，但整体上看则颇有一泻千里之势，份量重而内涵深，是孙惠芬关于中国女性的又一部有很强个性色彩的作品。

　　《秉德女人》由自己的祖母回溯至百年之远的过去，由一个女性的挣扎凸现一百年间中国社会的动荡变局，从而让我们看到中国女性身上蕴藏的伟大。作家笔下的秉德女人不可能不像中国底层妇女那样深具悲剧性，在出场的时候，她的悲剧命运似乎便已揭开了帷幕。

　　秉德女人原为教书匠王家的大小姐，名叫王乃容，她在少年时代与大多数少女一样，依然怀有梦想，曾憧憬过“坐船去看看大海，去看看镶着宝石一样星星的天空”的前景，一个被称作小麦的北欧传教士之子曾给她打开世界地图，让她见识更远的世界图景，与这位教书匠的小女儿向往文化、向往外面世界的想法正相契合，她曾发誓一定要“在一块布头上胸怀世界”，但她的命运也注定不能自己主宰。作家跳出残酷的历史，试图赋予她更浓的理想色彩，指出她曾拥有过别的少女没有过的自由与浪漫，可以“扑腾着大脚板子”任性地在街上疯跑，但作品写到，就是因为不想跟父亲去教堂，躲到绸缎庄刺绣，意外地被土匪掳走，成了土匪头子秉德的女人，从此这个被原始生命力不断滋养的“秉德女人”的命运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历史和现实的泥潭里，秉德女人挣扎、呼喊、反抗，同时她旺盛的生命力也一次次倔犟地生根、发芽、养育果实，从辛亥革命、反对帝制，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从迎来解放到解放后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国社会时时发生的巨大变革，无一例外地作用于她的个人命运，作家具体而细微地刻画了她一次次遭遇风雨摧折，也一次次地在挫折中顽强地重建对生活信念的历程。

　　作家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一贯态度在作品中得到了体现，她很巧妙地把穷乡僻壤中的秉德女人的一生，与风云变幻的中国百年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对历史的回望中完成对女性命运的深情揭示。《秉德女人》看似写的是一个普通女人的故事，但通过她的故事，同时也是艺术地、集中地凝聚了辽南大地无数乡村女性的生活与经历。作品表明，不管现实如何难如人意，“秉德女人”身上的勤劳、果敢、坚韧是不变的利器，她的挺立、冲决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中国传统女性的力量，她的形象寄托了作家对中国底层女性的深深同情。

　　惯于专注于当下生活的孙惠芬，此次以《秉德女人》的写作，去穿越有些神秘的过去，无疑深具挑战意义。作家坦承，这是一次黑暗中的艰难写作，在这黑暗里，“我携带的惟一的光是心灵”。我们不难看到，作家凭借心灵之光的引领，一步步地勇敢穿越黑暗中的荒野，将生命一寸一寸地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