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大量引进海外教材，甚至以课堂采用全英文教学、使用原版教材作为教改“亮点”；大量招募海归人士，有的学校明文规定新进专任教师没有海外留学经历根本不考虑。可是这些措施在现实中收效甚微。

　　●笔者看好南科大招募的海外人才能发挥作用，并不是因为他们招到的人才有多优秀，而是校方提出改革学校制度，给人才成长、施展才华以优良的土壤。

　　●中国大学最应该学习国外大学的，应该是管理制度。要分析是什么样的管理制度保证学校能尊重学生的权益，做到“因材施教”、“以学生为本”；保障学校的权力不是集中在行政人员手中，而能体现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各方的利益；让学者摆脱行政的干扰、利益集团的左右，能安心做自己的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

　　前不久，北美地区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中国主题大型会议“哈佛中国论坛”在哈佛大学举行。笔者应邀出席了这一论坛，与香港科技大学前校长朱经武、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一起就“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挑战”，与来自美国各名校的学生进行了交流。哈佛之行，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

　　哈佛宿舍文化

　　到达哈佛之后，在学生的带领下，笔者参观了哈佛本科生宿舍，这里“最年轻”的宿舍至少已有八九十年历史。大一学生宿舍之一的Massachusetts Hall更是建于1720年，是哈佛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建筑。带领笔者参观的留学生说，他三年级宿舍的隔壁曾住过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每个宿舍的历史同学们都可上网查阅，知道这里曾经住过谁，比如比尔·盖茨。

　　哈佛同学没有说这是学校倡导的“宿舍文化”，但毫无疑问，宿舍成了哈佛凝聚校友的一个重要纽带，在这里能找到很多大学生活的记忆。哈佛要求所有本科一年级学生都必须住校，二年级以上学生可以选择不住校，但绝大多数学生还是住在学校提供的宿舍里。

　　哈佛本科生也会觉得古老的宿舍有一些缺点，包括有老鼠、没有电梯、通道比较狭窄、有的地方门很低，但哈佛校方给学生们创造了一个十分舒适、实用的生活环境，宿舍楼下就有宽敞的食堂，还有若干活动室、会议室，可用来组织各种活动。在辉煌的Massachusetts Hall，学生坐在大厅就餐，就连他们自己也说，用这么好的地方给本科生做食堂太“奢侈”了。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哈佛的老宿舍只能在不改变外部结构的前提下进行整修，而即便是为了让学生生活得更舒适的整修，据说在哈佛也很难轻易进行，改造宿室的计划要花几十年时间才能审批通过。在我看来，这才是哈佛的古老建筑得以保存至今、令人神往的重要原因。

　　在哈佛，校务领导机构有两个，一个是大学董事会，一个是校务监督委员会。校务监督委员会由30名成员组成，他们大多由哈佛学院和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的校友中选举产生，任期为6年。校务监督委员会举行定期会议，对大学的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就大学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提出建议，支持学校的重大活动。这种治理机制保证了大学的办学决策不是由行政说了算，而必须民主决策，而民主决策中，校友的意见至关重要。

　　校友是大学办学的重要资源，在哈佛大学，校友捐赠率达到48%，这是与学校重视教育质量、重视所有校友的办学传统分不开的，由此也形成了学校办学的良性循环，增强了校友对母校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如果等到校友成名之后才记起，将校友曾经的校园生活记忆草率地拆除，即使校园面貌日日更新，大学精神却在加速迷失。 

　　恢复教育常识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对中国大学问题的认识令人深思。他说，在他当中科大校长初期，认为中国大学存在的主要是教学内容陈旧、课程设置老套等问题。为此他曾带着考察团到美国的大学跑了一圈，将对方的教材一麻袋一麻袋地打包寄回，但他发现，改革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后，教授们根本没有积极性，大家更愿意按照自己传统的思维上课，上那些自己熟悉得不需要准备的课。

　　后来，朱清时认为这是人的问题，只要把这些固守传统思维的人换掉，就可推进教育教学改革。经过多年“努力”，学校的“本土”人士逐批退休后，基本上被有海外学历、经历的教师所代替。但没想到的是，海归们回国之后很快就适应了游戏规则，还是关心课题、经费、成果，与他们在国外的表现大相径庭。这个时候，朱清时才明白，国内大学的问题根本上是体制问题，如果体制不改革，就会陷入“南橘北枳”的困境。

　　然而，教育部门和高校对于大学问题的认识至今仍基本停留于教材、课程设置以及师资队伍层面。为此，近年来我国大量引进海外教材，甚至以课堂采用全英文教学、使用原版教材作为教改“亮点”；大量招募海归人士，有的学校明文规定新进专任教师没有海外留学经历根本不考虑。可是这些措施在现实中收效甚微，学生们对课堂的态度还是“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引进的海归人士似乎也和以前的本土人才一样，整天填着各种表格，申请各种课题，计算自己获得的学术“工分”。

　　这些问题并不需要多敏锐的观察力才能发现，但教育部门和大学总是回避问题背后的运作制度，还是继续以前的“认识”。笔者在美期间，就听到多所大学正在美大举招聘人才。事实上，如果教育管理制度不变，这些人才很快就会如朱清时校长所说，忘记了他们在海外的求学经历与感受，完全采取符合现行行政规则的一套做法。笔者看好南科大招募的海外人才能发挥作用，并不是因为他们招到的人才有多优秀，而是校方提出改革学校制度，给人才成长、施展才华以优良的土壤。

　　能解释这种局面的理由，除了体制的力量，就是作为既得利益者对体制的维护。那些有海外经历的学者按照体制的规则行事，无疑会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从决策角度，做大学领导的，自然期待行政权力越大越好，不受约束；从学术角度，也自然期待自己获得的资源越多越好，哪管这种配置是否公平公正，是否有利整个学术秩序构建。在这种情况下，期待引进海外优秀人才来促进大学发展，实际上是迅速把海外人才变为利益共同体，更进一步加重了国内高校的问题。

　　我不反对国内派大学校长、骨干出国学习，但必须注意学习的具体效果。中国大学最应该学习国外大学的，应该是管理制度。要分析是什么样的管理制度保证学校能尊重学生的权益，做到“因材施教”、“以学生为本”；保障学校的权力不是集中在行政人员手中，而能体现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各方的利益；让学者摆脱行政的干扰、利益集团的左右，能安心做自己的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等等。这远比花大笔钱引进原版教材、聘请海外人才重要得多。没有这些基本制度，被国外大学视为珍宝的图书就会在豪华的图书馆里睡大觉，借阅率甚至为零；那些在国外大学有学术操守的学者，转眼就游刃有余地把教育和学术作为谋利的工具。

　　当然，制度的学习、借鉴和改革是十分艰难的，这实质上调整的是包括学校领导在内的当前体制红人的既得利益。由此引出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制度改革很难，近年来的海外学习、海外人才招聘，就连大学自身也认为实际意义不大，前者已经逐渐变为公费旅游，后者逐渐变为政绩工程与形象工程。于是，在国际化的战略与口号之下，大学频繁地做着国际化的动作，却越来越远离国际化，远离教育的基本常识。对于要建设一流大学的我国大学来说，这些问题无疑值得反思。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