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我国城镇化增速正在逐渐减缓，可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减少，“人口供需失衡”的困境已经浮出水面。既支撑上一轮城镇化的农民工主体退出舞台之后，下一阶段城镇化主体将会向农民工供养人口转变。因此，要启动农民工家属城镇化的进程，系统推动有稳定工作的农民工逐步提高带眷系数，破解我国城镇化的困境。

　　要充分激发地方政府的积极主动性。地方政府是解决我国城镇化“人口供求失衡”的关键，要促使地方政府认识到这种转变的重要性：一方面，我国劳动力优势开始逐渐削弱，推动农民工市民化是保证劳动力供给的必要措施；另一方面，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市民化将会带来消费的扩张，进而带动地方服务业发展和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带来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要实现农民工“完整的、高水平”市民化。应为符合条件的农民工提供与城镇户籍人口相同的“公共服务包”，通过分步推进化解市民化标准提高后带来的财政风险。此外，还应加快建设有利于社会融合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鼓励外来务工人员踊跃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为他们营造包容多元文化、富有亲和力和归属感的城区生活环境，推动农民与市民之间身份重构和角色转换的完成。

　　要逐步推动农民工的带眷化。创造条件，鼓励和引导已经市民化的农民工和就业相对稳定、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农民工接出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逐步实现劳动人口和供养人口的空间弥合。因此，建议在为市民化农民工提供的“公共服务包”里，逐步给予农民工家属户口随迁，尤其是在一些条件合适的沿海地区城镇，尽快放开户口限制。提高这些地区在创造就业机会、改善基础设施、增加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能力，逐步实现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民工家属拓展，丰富公共服务的内容，逐渐涵盖子女教育、养老、医疗等多个方面。

　　要以农村综合改革推动城镇化。及时开展新时期的农村综合配套改革，通过农地、林地等确权和产权流动，实现土地的适度集约经营，并使拥有产权的农民获得相应收益；为已经城镇化的农民工及其家属设立一定的过渡期，使他们在拥有城镇户籍的初期能够同时获得农村产权收益，消除其城镇化过程中的顾虑；加快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在西部地区加快推广小型农业机械和土地集约经营，进一步释放更多的劳动力。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