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收入分配问题始终是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话题。专家们普遍认为，目前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在收入分配问题的背后，收入分配体系不健全、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偏低、少数行业、部门和群体依靠资源垄断和特殊身份获取不公平、不合理的利益以及制度性缺失是其重要原因。因此，要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需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多管齐下、各方配合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实现社会公平的总体目标。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完善收入分配的调节机制，使全民真正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人伟指出，减少和弱化政府干预是初次分配领域改革的重要任务，并要在社保、医疗、教育等领域对贫困人群、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苏海南提出，要进一步健全收入分配宏观调控体系，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工资指导线制度、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等。

　　强化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设计更加合理的税制结构，通过多元化、多层次税收缩小收入差距。赵人伟指出，遗产税有利于解决财产和收入差距的代际传递问题，房产税有利于地方政府从土地财政转向可以持续的税收财政，资源税有利于克服相关管理部门把管理权变为所有权的行为，推行这些税种，既要克服技术上的困难，更要克服既得利益的阻碍。

　　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顺生产要素价格，缩小部门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需完善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政策，适当提高收取比例，国企上缴的收益纳入公共财政并用于社会公共福利性支出，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苏海南认为，国有企业应成为收入分配改革的排头兵，应搞好企业内部分配，建立薪酬分配激励约束机制，正确安排不同职工的薪酬分配关系。

　　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体系，从根本上确立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王占阳认为，分配制度改革需要广泛、持续、有力的公众参与，要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有关市场经济、最低工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律制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研究员狄煌认为，应推行工资集体协商专项立法，与《集体合同规定》一起纳入劳动关系法律体系，应尽快实行职工薪酬水平控制和职工薪酬总额预算管理制度，完善工资水平和工资总额的双重调控管理。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全面推行同工同酬和阳光工资制度，逐步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赵人伟提出，可将财政预算公开化和明细化，各项消费中的公私界线就比较容易划分，预算外开支、“三公消费”问题能较容易解决；苏海南认为，公务员应实行职务与级别并行的制度，事业单位要进一步落实绩效工资制度，建立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等调控体系，更好地保护合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促进财富分配格局的合理化。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认为，政府应当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降低企业和职工缴纳比例，企业省下来的钱可用于给职工涨工资，职工省下来的钱就变成可支配收入；郑功成认为，从现在到未来10年，应大幅度提高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大幅度提高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

　　努力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促进农民合理转移和就业，抑制和缩小城乡发展和收入不平衡。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提出，促进更多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加大对低学历、低技能工人的在职培训力度，使劳动者的收入随着职业的改变而相应提高；迟福林提出，尽快出台土地物权法配套法规，明晰农村土地产权并赋予农民产权主体的地位，使农民能够充分享受土地流转的增值收益。

　　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协调发展。陆学艺认为，必须改变国家过多介入土地资源配置的问题，改变市场在医疗等公共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泛滥，加强社会组织在劳资关系中的作用；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提出，要承认不同的社会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并保护其权利，要在社会利益主体间建立沟通和协商的渠道，特别是要在劳方和资方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谈判机制，要明确国家充当规则制定者和冲突裁决者的角色，要形成制度化解决社会利益冲突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