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我去过的辛亥名人故居中，汤寿潜故居是最破落的一处。门敲了很久，“吱呀”一声，探出一张老妪的脸孔，密布的皱纹与门板的纹理一致，色泽也一致。我说找汤寿潜故居，她闪出儿童一般纯净的目光，乐呵呵地迎我进门，一片破败疮痍迎面撞击过来，让人有一种站立不稳的感觉。

　　廊道上立着两块青石碑，一块刻着汤寿潜故居，另一块刻着他的简介：汤寿潜（1856~1917），原名震，字蛰先，杭州市萧山区大汤坞村人。曾任全浙铁路总理，中华民国铁路交通总长。事迹主要有撰写维新变法书籍《危言》，领导保路运动，修筑沪杭甬铁路，修建浙江图书馆等。

　　这个当年的翰林正是从这间老宅苦读而出，那琅琅的读书声似乎清晰如初，时间早已经过去了百年。如今，屋外堆着杂草，屋内摆满农具杂物，门牌上一组345号的简单数字代表了这位风云人物在现实中的身份。

　　在19世纪末，有两部关于时局论述的奇书《危言》和《盛世危言》风靡一时，《危言》的作者就是汤寿潜，《危言》比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还要早4年。作为晚清思想学术界的双子星座，著名的立宪派领袖、实业家和教育家，浙江都督、民国首任交通总长，汤寿潜生前挂满了荣誉，身后如此落魄，让人怅然若失。

　　历史中的汤寿潜去了哪里了呢，我慢慢地踱出老宅，坐在池塘边的石条上，夕阳红艳艳地照耀着，满池金光粼粼，如一池熔化的铜汁。是这塘纯净的水让他从名利世像中挣脱而出，获得了一颗明洁而清凉的心吗？我不由地将手伸入了池塘，冰凉沁骨，历史正从指尖一点点地漫上来，直至将自己淹没。

　　1890，《危言》出版，共4卷。汤寿潜提出迁都长安，官制改革，严肃吏治，科举革新，建设学校，开发矿藏，修建铁路，兴修水利，强化海军战备等等，全面阐述了对时局的认识和维新思想。

　　《危言》的横空出世，在昏聩的晚清政坛掀起了巨浪，人们一时争相传阅，他们四处在打听这个汤寿潜是谁？哪里来这么多的新思潮新观念？这年汤寿潜才34岁，一夜之间名动天下，博得了改革家、思想家的名号。

　　1906年，以状元张謇和翰林汤寿潜为代表的立宪派出场，属于他们的时代到来了。张謇与汤寿潜等人联合江南一带的财团士绅二百余人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任会长，张謇和汤寿潜任副会长。以“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为宗旨，敦促清廷早日立宪。汤寿潜先后上书《为宪政维新沥陈管见事》和《为国势危迫敬陈存亡大计》等奏折，请求清廷革新、立宪、设立议院、召开国会等等。

　　晚清最后的10年，以江浙为核心的江南思想界也进入了异常频繁的活跃期，君主立宪和国会请愿运动搞得风声水起，在晚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立宪派多次组织了全国性的呼吁立宪和国会请愿运动，吸引了知识分子、江南财团、工商阶层、普通百姓等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普遍参与，他们不希望出现流血的革命，他们走的是稳妥渐进的变革道路。

　　清廷决不允许任何汉人势力的崛起，1911年5月，清廷炮制出了一个皇族内阁，全国一片哗然，立宪派火热的激情被浇得透心凉。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预备立宪纷纷走入死胡同，立宪派终于看清满清部族的顽固。辛亥革命爆发后，立宪派抛弃了最后的一丝幻想，纷纷加入到革命的阵营，汤寿潜也改变了政治抉择，坚定地皈依共和。

　　失去了各个阶层的支持，满清政权就剩下了一个孤零零的部族，如同一艘底部漏水的大船，眼睁睁地等待最后劫数的到来。

　　汤寿潜让后人铭记的第二项功绩就是保路和修路。

　　很少有人知道，浙江第一条铁路在哪里，负责修建这条铁路的人是谁。答案是江墅铁路和汤寿潜。这一切要从上个世纪初期浙人的保路运动说起。

　　著名史学家黎东方指出，清廷典当路权苟延度日，官僚以此抽取回扣。手握《苏杭甬铁路草约》的英国人占据了江浙一带帝国最富庶区域的路权，1905年美国人也盯上了浙赣铁路权。汤寿潜倍感亡国之痛，他挺身而出，大声疾呼！汤寿潜一面在上海与张元济、夏曾佑等浙江籍名士成立浙江铁路公司，他被推选为公司总理。一面与张謇等人联手在民间集资，自办铁路。

　　此后，汤寿潜与清政府和英国公司就路权争得不可开交，在清政府眼里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清政府试图以提拔的方式将他体面地支走，他死扛着坚辞不受，清政府申斥他狂悖之极，甚至准备调遣军队镇压。身材矮小的汤寿潜亮出视死如归的本性，发表了《敬告同胞书》披露内幕。即使今天读来，依旧是掷地有声，从字影下浮现出他那张愤怒的脸，那是一张代表着晚清千千万万同胞的脸谱，坚定，执着，不屈，他为争主权、人权、路权，不惜牺牲自己的前程，甚至生命。

　　一场为争路权主权的斗争在国内沸沸扬扬地上演了，浙江民众群情激愤，在汤寿潜的率领下发起了“拒借款保路权”运动，浙人出现罢课罢市，甚至有一人自杀抗议，国内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了浙江保路运动。最终，浙人从洋人手里硬生生地将路权夺了回来，也保住了浙赣线路权，他又一次有惊无险地安然度过了一次劫难。历史列车的前进方向，有时会因为一块小石头的颠簸而彻底改变，浙江的保路运动很快向全国渗透扩散，清朝这辆破车最终出轨颠覆。

　　翻开杭州市地图，你会发现整座城市的道路最敞直的是绍兴路，5000多米长的大街简直就是人为地在地图上用直尺划下了一条直线。1906年，汤寿潜经过多方集资筹款400多万元，开工兴建了江墅铁路，从而拉开了浙江铁路建设的大幕。绍兴路下就是当年江墅铁路的路基，铁路的遗迹已经荡然无存。我特意开车在杭州绍兴路跑了个来回，一种别样的感觉占据心头，似乎还能看见当年蒸汽机火车烟雾腾腾，“咔嚓咔嚓”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奔涌而来……

　　在汤寿潜的努力经营下，浙江成为铁路大省的雏形已经初露端倪。3年时间，浙江境内修筑了328.2华里，架设144座桥梁，从上海到杭州，现代化的蒸汽机火车奔驰在浙北大地上，仿佛一张拉得满满的弓箭，为浙江经济发展强劲助力。此外，他还创办了浙江第一所铁路学校，为铁路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1914年，沪杭铁路收归国有，袁世凯感念汤寿潜自1905年起督办铁路不取分文工资，一次性拨给他20万元以资奖励，汤寿潜将此款捐给浙江教育会，建造了浙江省图书馆。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1月5日，杭州光复。

　　作为革命阵营的同盟会和光复会表面合作，暗中较劲，在哪派担任浙江都督的问题上争得焦头烂额，最后干脆推举一个与双方都无瓜葛的名士出任都督，这是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结果。就这样，汤寿潜猝不及防地被推上了浙江都督的宝座。

　　作为朝廷命官，汤寿潜已经对清廷尽忠职守了，朝廷已经是扶不起的阿斗，国家的前途已经一片迷茫，他必须与旧格局划清界限，用自己的方式保护一方的平安，为浙江政权平稳过渡出力。

　　汤寿潜在前清官场多年，与许多前清官员私交甚笃，杭州旗营协领贵林在投降谈判时提出只与汤寿潜接洽，旗人放言若汤寿潜不出面担保，他们决不缴械，并威胁与杭州城玉石俱焚。各种流言在大街小巷中源源不断地散布着，整个杭州城人心惶惶。汤寿潜立即赶赴旗营，立字为据担保不杀一个旗人，贵林才命令部队投降，浙江全境基本以和平方式得到了光复。

　　作为各派政治派别矛盾的调和剂，这个都督注定是个空头支票。军队掌握在别人手里，汤寿潜不可能捏得住这把沉甸甸的权柄。王金发、张恭、吕熊祥分别在绍兴、金华、处州等地设立分府，自任为都督，根本不听调遣。汤寿潜受到各种势力的制约和掣肘，发布的命令刚刚送出都督府墨迹未干便成了一张废纸，他心知肚明，感到空前的迷茫和困顿，他的委屈只有自知。

　　应该看到，短短月余，汤寿潜在都督任上还是功勋卓著的，安定了浙江人心，削减了党人之间的争斗，迅速恢复了浙江生产生活秩序。他在签署了浙军北上进攻南京的命令后，一扫先前的郁闷，感到了无比地透彻和舒心，这是他在都督位置上签署的最通畅的命令。随后浙军在攻克南京战役中立下了大功。若不是他出山，江南革命形势如何走向实在难以预料。

　　汤寿潜看清了形势，他不是老谋深算的政客，不是应付自如的革命投机分子，也不是强人所难的草莽英雄，他处处以德服人，但不具备操纵时局的能力和魄力。他不想做傀儡，仅月余就辞去了都督一职。孙中山提名他出任民国第一任交通总长，未到职。此后，汤寿潜一直远离权力中枢，以修路和兴办教育走完了余生。 

　　汤寿潜有一句名言：不恤一身,为拯民,不取其位。

　　细细摩挲，他的做人体现了典型的中国式士大夫品格，内敛，智慧，担当，淡泊名利，视名利如粪土，视金钱如草芥，体现了他高尚的道德情操。

　　他有着很多旧社会名士的美德：厚道，淳朴，仁爱，与世无争。他不是一味地隐让，他身上有着和同乡葛云飞一样的血性，有着敢于以命相搏的勇气和硬碰硬的底气。他屡屡站在时代的角落中，却一次次被推搡到聚光灯下，一次次顶在风口浪尖，他所做的一切都必须服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从这个层面讲，他是强硬的民族主义者。

　　他有着翰林的名衔，一方面是省部级高官，另一方面是驰名中外的思想家和立宪派领袖，无论他是什么身份，始终一身布衣装束，冬天穿长褂，夏天穿短褂，雨天戴笠帽，脚穿圆布鞋，一副十足的庄稼人扮相，很难让人将他和高官名士的身份联想在一起。以至于在大街相遇，没有人会意识到这就是被浙人敬若神明的汤公。

　　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当大多数踏上仕途的官员用破一身心追求功名的时候，汤寿潜却大反其道，他多次辞官和不就职，实在让人困惑不解。我仔细地捋了一遍，有据可查的就有11次之多。他被誉为中国近代辞官最多的人，在当时很多人都将他视为完人，从而忘记了他的保守曾给革命带来过的负面影响。

　　我倒是觉得，一个人，能在短暂的生命旅途中找到托付生死的追求，这是一种莫大的幸福，比如汤寿潜追求立宪救国、教育救国、维护路权。不管他以什么方式去付诸实施，是成功也好，是失败也罢，是标高也好，是沽名也罢，只要社会得利，人民得益，这就是一种真实饱满的存在，这就是人性绚丽的呈现，这才是一种人生的永恒。显然，汤寿潜达到了。 

　　1917年6月6日，汤寿潜病逝。临终遗言：“吾一生正气，从不屈服于权势，死后找一块远离吾乡、地势开阔的阳山薄葬就行。”他死后不葬在故乡大汤坞村而葬在与他并不相干的桐庐，这成了一则谜团。

　　听池塘边钓鱼人说汤寿潜还有一处旧居，我赶紧跑过去，那里照旧是一片狼藉，已经没有汤氏直系亲属居住，倒是租住着许多打工者。在杭州名人故居坟茔一一得到修复和重建之时，汤寿潜故居满目疮痍，垃圾遍地。

　　我去过澳门郑观应故居，两厢比较简直是天壤之别。我站在破烂的老宅中，眼前不断浮现郑宅修葺一新的高屋大宇，以及五彩玻璃上呈现出浮光掠影的游人。多么希望时人能够珍惜汤寿潜，有关于他的建筑物能够尽快得到修复，让远道而来的游人不再怅然若失，让历史中的汤寿潜回归到现代人的视野之中。

　　推开大门，只见一个儒雅的长者，面目安详，他的面前搁一盏清茶，热气袅袅，一双指甲修长的手，微翘的兰花指，轻捻洁白的长须，一手捧着《危言》，书桌上还摊开着他的著作《说文贯》、《理财百策》、《三通考辑要》、《尔雅小辩》。

　　我觉得这样的汤寿潜最亲切。我这样想的时候，身边一片颓败的危房纷纷向后倒退，辟出一大片开阔地，汤寿潜的形象不断地放大，放大，他站了起来，昂着头，眉头紧锁，一双深邃的眼睛看着雾气沉蔼的远方。

　　我情不自禁地大吼了一声：“天地布衣！”

　　突然，一扇花格窗“啪”地推开了，露出一张烟叶般褶皱的脸孔，她瞪着铜铃一样大的眼睛打量我，操着萧山话问：“你找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