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鹰 

　　时光倏忽，人事苍黄，老友魏启明远行竟已十余个年头。想起十余年前的2000年11月，我正在上海，忽然听到电台播送他猝然病逝的哀音，惊愕得半天无语。给他的夫人张文今女士打了多次电话都未通，只好发一封电报，其中有三句：“童年相识，青年相处，老年相知。”匆忙落笔的瞬间，想起我们两人六十多年的交往。

　　一

　　1934年秋，我家从故乡淮安迁居杭州，住在涌金门内红门局，斜对门就是启明家。他的双亲同我的父母是常来常往的好友，下一代儿女自然就结成童年伙伴。日军侵华，杭州沦陷，我们两家先后避难到上海。他们家住在愚园路渔光村底，我家在曹家渡五角场附近。两位父亲分别在中南银行和盐业银行供职。孩子们上学不在一个学校，所以即使住处相距并不算太远，来往却不如杭州时频繁。只记得1940年春天有一次随父母去渔光村，遇到刚上中学的启明，谈起我们两个学校高班同学要罢课示威，抗议大汉奸汪精卫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权，两人说得慷慨激昂，很有点少年豪气。

　　转眼间到了抗战胜利，我家迁离上海去扬州，父亲也在外地就业，我一个人留在上海没有住处，就借住到渔光村魏老伯家，和启明同住在三楼上一间小屋。我每天早晨出门，晚上回到小楼来睡觉。那时他已考入圣约翰大学中文系，我则在之江大学念教育系，都是美国教会办的大学，因此每天都在课余参加“上海联”(上海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简称)的活动。那时上海刚刚结束日本侵略者占领下的黯淡年月，进步的“上海学联”尚未成立，“上海联”利用基督教会的条件，在大中学生中开展活动。启明参加“少年服务团”，在一些学校里搞公益性的服务工作和歌咏，我被分配编辑会刊《联声》。白天并不常遇到，只有晚上联床夜话时，才互相交流。那时我已发现他的兴趣远不止大学里攻读的中国文学，也不限于“上海联”那些活动，而是对演戏情有独钟。

　　1945年12月，从遥远的昆明传来“一二·一”惨案的消息，上海学生群情激奋。地下党准备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暴行。党组织指派给我的任务是同我认识的昆明受难者之一于再先生在沪家属联系，协助他们在玉佛寺做佛事举行家祭，同时发动大中学生和各界人士前去吊唁，将家祭扩大为公祭，公祭以后举行示威游行。另一位地下党同志、圣约翰大学的周志毅(后改名朱良)，负责同学生组织联系。志毅每晚骑自行车来到渔光村200号楼下，吹几声口哨，我推窗下望看清是他，就下楼同他在冷清的弄堂里一边漫步一边交换情况，商量下一步行动。这些事属于党内布置的秘密任务，虽不便向启明讲明，但我对他却绝对信任，因为那几天晚上我们常常谈论昆明惨案。每天晚上只要窗下口哨声响起，他就向我眨眨眼睛，会心一笑，目送我轻轻下楼去。1月13日那天，我们各自早早出门，相互也不说明去何处，晚上在小屋相聚时，他突然用口哨吹出白天在玉佛寺集会时唱的一首歌曲《安息吧，死难的同学》，我听了两句，忍不住问：“你今天也去了?”他点点头，说了一句：“你这几天就在忙这件事吧?我早就猜到了。”两个人互相捶了一下肩膀，一起大笑起来。

　　不久，我进《世界晨报》当记者，住进虹口报馆宿舍，就此离开渔光村， 也同启明小别，以后几乎没有机会见面。冬天，报纸停刊，我去广肇女中任教，住在四川路底横浜桥畔。1948年春天，有一天在四川路上偶然相遇，才知道他已进了上海市实验戏剧专科学校，校址就在横浜桥北，校长是老戏剧家熊佛西先生。那年他22岁，正是青春焕发的年华。我们站在嘈杂的马路上聊了好一会。聊起那两年话剧不景气，许多话剧演员都去拍电影，启明说他决不相信话剧会就此衰落下去，以后一定有大发展的时候。果然，仅仅一年以后，我们两人所盼望的新时代就来临了。

　　二

　　上海解放不久，我曾去实验戏剧专科学校，看他们自编自演反映解放前学生运动的话剧《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后来听说他参了军，进入苏南军区文工团，其后又入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终于实现从事话剧事业的夙愿。

　　十年动乱结束，启明从南京回到上海，进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年过半百的他得到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从此戏路大开。《陈毅市长》成为他演技艺术的一个高峰。1980年夏天，这部由沙叶新编剧、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魏启明主演的好戏来北京上演，让首都观众看到一位好市长的形象。那几天，首都观众都在称道一位好市长——陈毅，都在谈论一出好戏——《陈毅市长》。

　　作为解放初期曾经在上海工作过的人，我一直期待陈毅同志新中国成立后的光辉形象能在文艺作品中出现。对许多人来说，过去只知道陈毅是一位南征北战、战功彪炳的元帅，是一位有胆有识、誉满五洲的外交部长，是一位高瞻远瞩、谈笑风生的政治家，是一位才华横溢、文如其人的诗人。但是，对他作为一个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政策、时刻将群众疾苦放在心头的市长，一位鞠躬尽瘁、勤勤恳恳的人民公仆，恐怕上海以外的大多数同志是知之不多的。

　　启明在这部戏里，将作为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陈毅同志演活了。他准确、细致入微地让观众看到一位活生生的共产党人形象。

　　三

　　1998年秋天，启明又给我们送来一部杰作，电视剧《马寅初》。　　

　　《马寅初》让我们进一步认识了这位爱国教授一生正气、刚直不阿的高贵品质。陈毅元帅早就作过评价：“据我看，像你马老一样能顶住风浪、坚持自己观点的人，在党内外没有几个。”不论党内党外，能发表正确主张、正确意见的人很多，但是像马寅初那样能敢于直言、坚持真理、不怕打击、义无反顾的猛士，确实没有几个。解放前，他不畏强暴，大声疾呼，为民请命，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贪官污吏。解放后，他关心民生疾苦，渴望祖国富强，垂老之身为发展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孜孜不倦，殚精竭虑。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中那篇具有真知灼见的《新人口论》，针对中国国情，切中时弊，一反当时潮流，提出正确的理论和主张，竟受到“左”倾错误思潮下的无理批判。但他为了维护真理，不屈不挠，孤军作战，坚持到底。

　　在《马寅初》中，启明以72岁高龄刚刚拍完一部大型电视剧《左宗棠》之后，接着又推出这么一部重头戏，着实令人感佩。时间跨度50年，矛盾错综复杂，情节大起大落，但他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细致准确，刻画心理活动丝丝入扣。他对几种不同人物关系的处理非常得体。如对孔祥熙之流是嬉怒笑骂、不卑不亢；对老友黄炎培、邵力子是真诚相处、肝胆相照；对家乡亲友是质朴厚道、平易近人；对亲近喜爱的学生弟子是循循善诱、温和风趣；对一些装腔作势的“批判”者是正气凛然、寸步不让。而自始至终，又都突出马寅初这个人物爱憎分明、无私无畏的一身正气。

　　那些年他来北京次数较多，来了必到我家一次，我们把晤畅谈的机会也较多，或在附近的小饭馆痛饮几杯，或在家里以茶代酒天南地北闲聊。有一次偶然说起彼此的名字，我说：“你的名字乍看之下也不算奇特，却很有深意。启明，启发人的智慧，启发人的觉悟。”他哈哈大笑，说“你这是小题大做，随意拔高。”

　　“我是有根据的。”我认真地说：“不讲别的，就说你这些年献给社会的两部戏：《陈毅市长》和《马寅初》。一是告诉人怎样当好人民公仆，为大小干部树立一个光辉榜样。二是告诉人怎样坚持维护真理、不向权势低头，做一个为国为民堂堂正正的人。这两点启发的意义还小吗?”

　　拍摄《马寅初》的时候，启明已知身罹恶疾，似乎也预感到老天留给自己的时间并不多了。但他处之泰然，一直保持恬静豁达的心境。他几次来北京，到我处相晤，绝口不提自己的病情，问起时也只是简单地回答：“还行，没有什么。”倒详细叙述拍《左宗棠》过程中的辛苦劳累，炎炎夏日，要披铠甲，穿重裘，在西北荒原上驰驱奔走，说得兴起时照样嘻嘻哈哈，哪像是重病人。谈得更多的是为它遭遇重重难关，被一再拖延不能问世而焦急和苦恼。一位艺术家最大的苦恼，莫过于自己呕心沥血的作品不能奉献给社会。《马寅初》的成功可以让他得到些精神的安慰和心灵的补偿，《左宗棠》却未能让他释然于怀。如果他临终时还有什么遗憾的话，这可能是最大的遗憾。

　　十余年了，启明星没有陨落，依然在苍穹深处闪烁……